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陈祖根同学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特此致谢 五四运动是美国中国学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新的理论与方法不断被运用，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197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的五四研究受国际史学思潮的影响而产生了研究路径的变化，由注重思想史研究转向新文化史和全球史视角；内容主要聚焦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受到美国中国学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范式变迁的影响。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美国学界开始超越“五四范式”，在探求多元现代性和“去五四中心化”两个方面对五四研究进行反思。 一、路径转向：从思想史到新文化史、全球史 20世纪初，西方各种史学思潮交相出现，不断更迭，逐渐影响了美国学界的五四研究，使其呈现思想史取向。自1970年代起，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日益风行，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随之变化，美国的五四研究也不断转变路径与更新方法，出现了新的学术视角和学术增长点。 (一)作为思想史的五四研究 20世纪初，美国学界发表了2篇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见证者的文章。1921年，美国学者韩穆敦(Clarence H.Hamilton)撰文指出，从西方世界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面对两种不同文化时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他们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运用新的思想方法，重新审视旧的传统、习俗和制度，并且特别关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①。1930年，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图书部主任的恒慕义(Arthur W.Hummel)指出，新文化运动发轫于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整理国故、开展古史辨运动和歌谣运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②。1948年，江文汉在论述中国学生运动时，涉及文学革命、反儒学、知识分子对现代科学的接受和关于西方化的争论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内容，并主要考察了学生运动背后的思想因素③。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关于五四的论著寥寥，既缺乏对五四运动和五四人物全面深刻的研究，更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著作。 20世纪中期，西方思想史研究跃居主流进入黄金期，成为一时之“显学”。彼得·盖伊(Peter Gay)提出“思想社会史”这一概念和方法，美国的思想史研究开始与社会史联姻，但仍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历史”④。与此同时，在美国中国学人物传记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关于五四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逐步展开。如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对陈独秀、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对李大钊、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对丁文江、贾祖麟(Jerome B.Grieder)对胡适、马时梓(Herman Mast)对戴季陶等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填补了研究空白，为之后的五四研究奠定了基础⑤。另外，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于1930年代提出的“观念史”概念余荫仍在。洛夫乔伊认为，“单元—观念”具有恒常性和连续性，因此思想观念的研究是可以摆脱具体时空和语境进行的⑥。概括地说，美国这一时期的五四研究，是把不同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同一思想观念放在一起讨论，特别注意思想观念的普遍性，而对观念变迁的语境考察不足。1965年，郭颖颐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一书中，把批判传统和反对宗教的“唯科学主义”看作是五四前后一个恒常且连续的观念，而缺乏对科学在五四时期社会、文化语境下如何成为“唯科学主义”这一过程的探讨⑦。 这一时期，美国五四研究最重要的2部著作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和史华慈主编的《五四运动的反思：专题论文集》。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一书是美国五四研究的开山之作，在美国五四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该书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元角度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作为全书主轴的仍然是思想史意义上的五四思潮。该书原著名为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强调的是作为“思想革命”或者“知识革命”的五四。作者认为，五四时代的大前提是依靠“理知主义”，依靠“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知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⑧。1969年5月4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了“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之后出版了《五四运动的反思：专题论文集》。这次会议仍然带有“内在理路”思想史的意味，研究者们把思想看作是一种抽象观念，而不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现象。如贾祖麟，他意图把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作为五四研究的切入点，实际上是将“自由主义”视为一个普遍性观念，并未细致区分不同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⑨。而史华慈早已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传统主义”“共产主义”在不同语境下其含义并不相同，不作区分的混用无益于对五四时期复杂思想状况的探讨⑩。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和史华慈主编的《五四运动的反思：专题论文集》引起了很多批评，其中以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意见最具代表性。德里克认为，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只是把政治和制度的发展视为各种思想产生的背景，但没有深入发掘“这些思想在其背景中与社会和政治运动”的辩证关系，以致“五四思想成了脱离历史的抽象”(11)。同时，德里克批评了史华慈主编的《五四运动的反思：专题论文集》，认为入选文章主要探讨的是五四前后思想与思想之间的联系，而“无一谈到这些思想蕴含在与五四运动直接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之中”的问题(12)。因此他认为，对五四的认识应摆脱抽象的思想运动，将其理解为“活生生的人们在具体社会关系中实践其理想的、行动的产物”，要关注五四运动的“社会关系”“空间关系”和“结构关系”(13)。 思想本身具有流动性，常常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相结合，因此思想史能够不断跨越学科边界。“思想史不是一个既定的领域，它的疆界，或正确地说，它的生命注定随着概念与历史议题时间多样的关系之展开而展开。”(14)1970年代以来，思想史经过“语言转向”“叙事转向”“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不断调整方向，兼容多元方法。所以，美国的五四研究也从思想史研究的框架下解放出来，在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的推动下，拓展研究疆域，扩充研究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