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一词的早期文本传播与语义演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霍新宾,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目前所见,“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文本出现于1919年5月18日《申报》。自1919年5月下旬至年底,正是得益于单一指称和专题言说这两种文本传播方式,“五四运动”一词开始普及与流行,并成为时人言说和纪念这一事件的标准熟语。与之相应,其语义阐释亦呈现由“政治五四”向“文化五四”合流与交融的演进态势,这在“五四”周年纪念前后表现尤为明显。其间,早期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研究系,以及领导和参加五四运动的师生群体,起着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他们的合力演绎,开创并奠定了后人对五四运动认知与纪念的基本话语范式。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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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10-0032-17

       目前学界关于五四运动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这一词语尤其是文本何时出现仍有分歧,①且对其早期文本传播更是着墨甚少。另外,今人言及“五四运动”一词的语义,多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系指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广义则包括新文化运动②。而现在通常的说法是取其广义概念,并冠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名称最为流行。对此,研究五四运动的美国学者周策纵亦曾指出:“在1919年‘五四’事件发生时,原来并没有这样的用法。但是,过不了多久,这种广义的用法便已广泛流传,普遍为人采用了。”③为什么这种广义用法自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就广泛流传了呢?可惜周先生并未言明。那么,“五四运动”一词及其文本究竟何时出现?其出现后早期文本是如何传播的?语义又是如何由狭义的爱国运动向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演化的?演化动因是什么?其间又有哪些社会力量介入?起了怎样作用?后续影响如何?这些问题的明晰,不仅有助于解决“五四运动”一词何时出现的学术纷争,还可弥补目前学界对“五四”语义演化重于长时段的宏观解读④,而对其初始阶段鲜有关注的缺憾,五四运动纪念发端时早期话语构建及其演进路向亦由此得以揭示。

       一、问题论争:“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及最早文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发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⑤的游行示威活动。起初,新闻报刊多以“学生界行动”⑥、“学生(界)运动”⑦、“市民运动”⑧、“学生(界)示威运动”⑨、“学生(界)事件”⑩、“学生(界)风潮”(11)名之,并未出现“五四运动”这样的提法。直至5月中旬,这一名词方始显现,至其出现的具体日期与文本标识,目前学界纷争不断。究其缘起,可追溯至1935年5月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的《纪念“五四”》一文。胡适在文中率先提出:“‘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民国)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12)而这个署名“毅”的人就是罗家伦。其后,鉴于胡适在学界的地位与影响,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一词的说法便为后来不少学者所沿袭,乃至今日仍有人奉为圭臬而引用。(13)但也有一些学者不迷信“胡说”,曾就此展开了颇有价值的“知识考古”。如早在1960年周策纵就认为,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为抗议军阀政客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严管各教育团体的决定,在致“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公团、各报馆”的《罢课宣言》电文中最早使用“五四运动”一词:

       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尝有纤微之效,又增其咎。……学生等一任良能,行为良知,知我罪我,今非所计,惟付诸百世后之公评而已。

       稍显遗憾的是,周文所引该电文的文献是源自时人事后搜集与编辑来的,并未使用当时一手报刊资料。(14)

       26年后,萧超然依据1919年5月20日《晨报》所载的上述《罢课宣言》电文(15),得出了与周策纵相同的结论(16)。后来,他又借助《罢课宣言》,在1987年11月17日《北京晚报》发文详细论证了前文最早出现于5月18日的说法,并申明:“是否还有早于这个《宣言》使用‘五四运动’一词的记载呢?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但就目前所知,尚未见到。”(17)孔凡岭亦持有与周、萧二位先生同样的观点,他依据5月20日《晨报》所载的上述《罢课宣言》电文和《上大总统书》中“五四运动实国民之义愤所趋”等信息,进而强调这是“五四运动”一词首次见诸报端。(18)

       以上周、萧、孔三人的观点遭到了杨琥的批驳。杨琥指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应见之于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各省各团体电》中(19)。该电文登载于5月19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其有关“五四运动”一词的表述有两处:一是“五四运动,实为敌忾心之激发,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现”,二是“学生等之集此会,不外互通情愫,互砥学行,共励民风,共维国货,而在目前则一本‘五四运动’之宏旨,合群策群力,以遂我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之初怀”。最后,电文文末还署一“寒”字。(20)正是根据这个“寒”字的文电韵目代日,杨琥判定该电文发出的时间为5月14日。

       其后,杨琥的“5月14日”新说得到了黄兴涛的认同,他提出另一条资料来佐证,即5月20日《晨报》刊发康白情《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亦有提及“五四运动”一词。不过,黄文注释中只引了康文第三自然段的相关叙述:“‘五四运动’之后,产生了个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就中女学界也不少参加入内的”,其实还有一处叙述未得关注,这在康文的开篇:“‘妇女问题’悖时!我们刚提出他来特别讨论,正才发表两三篇讨论他的论文,却遇着‘五四运动’发生。”同时,针对康文文末标明的写作时间是1919年5月14日(21),黄先生据此推测:“五四运动”一词实有可能为康白情最早发明,并影响到其同学和朋友,但也有可能是北大新青年之间互相启发的结果,而康使用在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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