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6-0005-13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人类近代历史的基调，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中国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伴随鸦片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机而开启，因此，这一过程在观念上始终表现为国人探寻救国之道的进程。一百多年来中国先进群体探寻救国之道的进程经历了多次转向，百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不仅导致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再次改变了自己理想的救国路径，而且，这次转向确乎形成了国人最终认同并长期践行的救国之道。 一、广义五四运动前国人的救国路径及其终结 1840年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千年不遇的“大变局”，既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急剧现代转型之路，又给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1861年，主持清朝洋务大政的恭亲王奕曾对此作过如下评估：“窃为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①其后，另一洋务重臣张之洞也有相近的评判，他认为晚清中国所面临的局面“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②张氏亦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视为洪水猛兽的狂袭过程。上述认知自然经历了一个并不太短的形成过程，并非1840年抗英失败就立即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危机意识。然而尽管认知深浅有别，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大清国已身处空前困境的感受却大体一致。 面对千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的有识之士确乎完全无愿望、也没有时间深思熟虑大清败给“英夷”的根本原因何在，以及大清要力挽狂澜、重振雄风应从何做起，就立即开启了救国行动。西方社会先经历数百年思想启蒙才开始政治革命，政治创新后又经一百多年准备方启动经济革命。相较于西方，以救国为表现形态的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运动的行进次序是完全颠倒的。换句话说，大清在1840年抗英失败后，开启了完全没有现代思想的现代转型。在强烈救国情怀支配下，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类似先贤古训“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消解“英夷”优势的救国之道。在早期魏源的意识中，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③师夷的行动即是搬用战舰、火炮等新式器具。站在洋务操办前沿的李鸿章更认定西洋“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④大清“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⑤这种缺失思想指导的救国行动自然也是毫无预设、毫无计划的行动。当购买仿造坚船利炮遇到设备与资金支撑时，他们才又想到“泰西各国，凡织布匹，制军械，造战舰，皆用机器，故日臻富强”。⑥因此，机器制造乃“御侮之资，自强之本”。⑦为致富强，凡“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须“悉行仿造”。⑧要做到此点，“惟有购备机器”，办厂开矿，纺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⑨ 在这个新思想缺位的方案指导下，大清朝野从亲王贵胄到封疆重臣，可谓上下一心、雷厉风行地推动以消除夷祸、中兴大清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向前发展。这是一场有意识的救国运动和无意识的社会现代转型运动，但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洋务运动都是缺失新思想基础的盲目求新行动。起初，这种盲目性本身也是无意识的，到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⑩的原则后，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便有意识地在求新救国运动与新思想之间筑起了一座精神堤坝，从主观上把洋务运动限定为拒绝新思想的救国运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有一定规模的求新运动，而作为求新运动拒绝新思想指导，实际上即只是行动主义运动。 对洋务运动缺乏新思想的弊病，当时的文化人就提出过批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指出，面对“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的局面，国人虽有“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者，但思想混乱，莫衷一是，“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能“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殊乏其人。(11)有鉴于此，他急起“盱衡时事、思挽时局、幽思积愤之所为作”，“凡目有所触，耳有所闻，默识于心而深思其故，一旦恍然有得，因揭其要，以质于世”，著成《盛世危言》，(12)力图“震古烁今”，将国人从迷途中“唤回”。(13)王韬、郑观应等知识精英尽管殚精竭虑，大声疾呼，欲唤起国人在千年未有大变局下认清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处境，但他们那些最具前沿性的新思想却始终未进入洋务主办者的行动轨道。作为盲目求新运动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命运显然不可避免。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败于同属东亚的“蕞尔小国”日本后，给国人带来的震动有如天塌地陷。在国势惊天巨变面前，国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更不可能是思想求新，而是行动救国。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尽人皆知的京城举子“公车上书”。陈旭麓在其名著《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指出，“公车上书”“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不仅仅是书生议论，而是声气广被朝野的社会行动”。(14)这一论定是精准的，“公车上书”不仅本身是社会行动，由“公车上书”开启的整个戊戌变法也是“社会行动”。百日维新期间，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协助下，光绪帝发布了一百多个变法诏令，一系列重大改革在众多领域全面展开，“行动”之速，有如雷鸣闪电。但闪电式的变法仍然总体上是缺乏思想准备的“行动”。维新领袖康有为只是通过他所撰《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两书在儒家经典中为变法建构圣道依据。他陈请“政教分途”，把孔子由学校所尊奉的“圣人”，改为全民共祀的“教主”，以“廉耻节义”“匡弼时风”，以“大教”之尊正“人心世道”。儒家圣道在民间定于一尊，于国事则无干碍，礼律之制完全可以视时事变迁而变革，这样可以使“政教各立，双轮并驰”，以致“国势可张，圣教日盛”。(15)康有为似乎不知他最终要实现的“君主立宪制”目标是资产阶级政权，以上述理论为资产阶级政权建设开路确乎错位太多。变法的另一领袖梁启超在论及变法时对洋务运动前辈猛加指责，谓“前此之言变法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因“言变法者”，只知“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他则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6)梁启超批判洋务派变法而不知根本，但他所说的“变法之本”亦显然仍不是真正的“根本”。“变法之本”不在造就有才干之“人”，而在于造就有新人格、新思想之“人”。梁启超主张办学校、育人才，进而改变“官制”自然也十分重要，但此“根本”并非“变法之本”，而是当下“行动之本”。真正的变法之人，绝非短时间内靠办学可造就，而是需要长期思想启蒙造就一代新人。梁启超对此也有所思考，他所作《新民说》一书，曾明确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17)但《新民说》1902年始刊出前三节，直到1906年才刊出全文。(18)此时，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等不遗余力推动的维新变法早已作为失败的事件成为历史的陈迹。正如陈旭麓所说，仓促发动的戊戌变法仍然只是一次“社会行动”。戊戌变法遭到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变法运动作为本质上以变中国皇权政治为现代政治为目标的更始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临事仓促行动应是更深层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