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的审美代沟及其形成原因

作 者:

作者简介:
陶东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
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

依据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以及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的相关理论,可以提炼出“代”的基本内涵:特定年龄段的个体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位置,经历了相同的社会重大事件或社会文化潮流,因此具有了共同或相似的社会经验和群体记忆,并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结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表现出共同或相似的倾向。从这个界定出发可以发现,当代中国作为父辈的50/60后与作为子辈的80末—90后一代形成了典型的父子两代,他们之间由于社会经历、文化教育、价值观、媒介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而在语言符号、审美倾向、艺术趣味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审美鸿沟。集体记忆的代际传递在建构跨代际的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该通过重建集体记忆的传递渠道来缩小两代人之间的鸿沟。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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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一篇由80后网络杂志发表的充满火药味的宣言《思想上的80后》宣称:“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布:我们已经长大,我们不要再任你摆布,我们要主张自我的话语权,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用自己的舌头剖析这个世界。”[1]这番表白中的“我们”当然就是80后,而“你”则暗指其父辈——以50后为主体但也包括某些60后。这场代际冲突至今仍在继续,只是其阵营扩展到了90后、00后。尽管现代世界的特征之一就是代际冲突,但这并不等于放弃对其进行解释、进而将其引向良性轨道的责任。

      一 当代中国的代际划分及其理论依据

      在文学艺术和美学研究领域,“代”概念的引入始于20世纪90年代[2]。从新世纪开始,这种关于代的讨论从文学艺术界扩展到文化界,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研究热点,甚至成为大众媒体的热门话题,而其所聚焦的是80后一代与其父辈(50后、60后)之间的代际鸿沟[3],更晚出现的“90后”“00后”等概念,则是在“80后”概念流行之后被“追认”出来的,可以视作“80后”这种认知与言说方式的惯性延续。关于80后与90后之间,或50后60后之间的差异,不是没有人谈论,但是要少得多[4]。这样,关于代沟的话题为什么会以“80后”为核心得到建构,这种建构是否有学理(而不是生理)依据,就成为我们讨论代沟问题的入口。

      以出生年代为标准的代际界定有明显的机械生物学倾向并因此常受诟病,但如果剔除其机械生物学成分,而从社会文化意义上宏观地加以理解,“80后”的说法基本上符合“代沟”概念创始人玛格丽特·米德的本意。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末出生这个自然年龄的标准,与我们下面要论述的文化社会学的标准,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恰好是大致重合的。

      依据米德,广义的代沟指的是老一辈和年轻一辈在思想方法、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审美观念等方面的重大差异或隔阂;而狭义的代沟把范围缩小到父(母)子(女)之间[5]。米德继承的是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对“代”概念的文化社会学理解。早在玛格丽特于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代沟》之前,曼海姆就于1928年发表了《代问题》这篇重要论文[6],此文至今仍被誉为关于代问题的“原创性理论研究”[7]。文章把代研究分为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一历史主义两种。实证主义的代理论是法国启蒙思潮的产物,作为一种定量方法,实证主义的目的“在于直接用生物学的术语来理解知性和社会思潮的变迁模式,以及用人类物种的生命基础来勾画人类进步的路线”[8]。而产生于德国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的代理论的核心,就是否定实证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代概念。狄尔泰把不可测量的“内在时间”概念用于代研究,把代视作精神进化史的一个阶段或单位,以取代实证主义的客观化单位。对这种作为“主观状况”的代,只能用定性的或体验的方法加以把握[9]。在曼海姆看来,如果说实证主义代理论的问题是机械化,那么,浪漫主义的问题就是神秘化。

      曼海姆自己主张的是文化社学会的方法。他认为,代是由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这点与阶级相似。阶级是由特定个体在特定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结构中的共同位置建构的,因而是一个客观事实。阶级不同于具有明确共同目标的有意识组织(如政党),也不同于自然形成的群体(如家庭)。与阶级类似,代的统一性是由社会整体中位置相似的个体组成的,它又被称作“代位置”。代位置的基础虽然是自然或生物性质的(如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但仅仅通过它来解释或界定社会学意义上的代,就会落入自然主义的窠臼。换言之,作为社会文化分析范畴的代不能从“生死的生物节奏”中直接推导出来。

      任何特定的代位置都指向特定的行为、感觉和思想模式,它被称为由代的位置所决定的“内在趋势”。只有在同代人作为一个整合群体参与到某些特定的共同经验中时,我们才能将其视为具有共同的代位置。但是,这种共同经验又具有客观基础,它必然联系于共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形成于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这样的同时代性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这就是构成代位置的第二个关键因素:经历相同或相似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人们同时出生,或同时步入青年、成年和老年,这并不意味着位置的相似,只有当他们经历同一事件或事实时才有相似位置,尤其当这些经验形成了相似的‘层化的’意识时。”[10]

      依据我的理解,所谓“重大历史事件”,首先是具有划时代之革命性、转折性的事件,它不仅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一代人的价值观、思想方式、感受方式均具革命性影响。从这个标准看,西方“1968年人”是标准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代,因为他们都经历了西方的文化革命,因而拥有思想、感觉和行为模式的明显相似性。作为对曼海姆的补充,我认为带有转型、变轨意味的社会文化潮流,如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消费主义、新媒体浪潮,也可以纳入“重大历史事件”的范畴。

      以曼海姆的代理论为基础,我把“代”概念界定为:特定年龄段的个体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位置,经历了相同的社会重大事件或社会文化潮流,因此具有了共同或相似的社会经验和集体记忆,并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结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表现出共同或相似的倾向。一代人对共同的重大社会事件的共同经历和分享记忆,是形成代的关键因素。文化记忆理论的创始人阿莱达·阿斯曼写道:“每一个特定时代的群体都要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态势和核心经验的激发和影响,不管喜欢与否,一个人总是和他的同辈人共享着特定的信念、态度、看待世界的视野、社会价值、阐释模式,等等。这意味着个人记忆不仅在时间范围上,而且在其处理经验的方式上,都要受到更为广阔的代际记忆的激发。”[11]正是这种共享的信念、态度、看待世界的视野等制约着个人记忆,并使得一代人与此前或此后那代人相区别,而代沟一词所指即为不同代人在文化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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