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变:19世纪法国美学中的摹仿问题

作 者:
张颖 

作者简介:
张颖,女,山东桓台人,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 100029)。

原文出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巴托为18世纪法国美学既有的论美路线添补了一条艺术哲学路线,开辟了理想主义—古典主义相结合的法国美学传统,但他所重新阐释的摹仿论及艺术体系根基不稳。19世纪初的法国学院爆发了一场围绕“理想美”的论争,德·昆西和达维分别持摹仿论的理想主义和写实主义。前者得到学院派主力库赞的声援。库赞的弟子儒弗瓦则采取更加折中主义的态度,将“摹仿”与“理想”对观,客观上为达维的写实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推动了“摹仿”的狭义化进程。丹纳从自然科学借来“本质特征”,以取代“摹仿”充当艺术体系的基础性原则,然而可能依然未脱理想派的窠臼。此后,维龙的反理想—反摹仿以柏拉图理念论为靶心攻击学院艺术和学院美学,其实与丹纳的实证思想、印象派的极端写实主义同出于科学主义立场。以“理想”为核心的摹仿论经过在法国美学里的漫长旅程,至此方告一段落。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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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1-0073-13

      一、巴托的遗产与艺术体系的成毁

      摹仿论(imitatio)是古典(主义)美学的艺术理论。它的主要意涵奠定于柏拉图《理想国》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论中被抬到很高的位置。在法国于17世纪下半叶正式启动的古典主义美学思潮中,摹仿论能够始终保有基础地位,与夏尔·巴托的理论试验关系密切。在《被划归到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Beaux-arts réduits à un meme principe,1746)中,巴托以“摹仿”为“美的艺术”(beaux arts①)的“单一原则”,从众多艺术门类中将音乐、诗歌、绘画、雕塑、舞蹈或姿态艺术单列成组。从美学史的角度看,巴托为18世纪法国美学既有的论美路线添补了一条艺术哲学路线,②具有不容忽视的开拓之功。

      对于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巴托的独特贡献并不在于发明概念。早在巴托之前,“美的艺术”就已存在,如在厚今派领袖佩罗1690年撰写的《艺术陈列馆》一文中用以指称八门艺术:修辞学、诗歌、音乐、建筑、绘画、雕塑、光学、机械学。③巴托的原创性在于大胆尝试构建艺术诸概念间的联系:他让“美的艺术”“摹仿”“美的自然”这三要素彼此规定,摹仿既是(美的)艺术与(美的)自然的(唯一)关系,而且在同样意义上是“美的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独有原则。

      巴托此举为当时趋于成形的艺术体系找到一种合法性,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美学学科独立自主的进程。狄德罗曾经不满意“美的自然”这个不清晰的概念,④弃“美的艺术”而恢复此前的“自由艺术”之称。而狄德罗的合作者达朗贝尔则在《百科全书》序言里沿用了“美的艺术”,将巴托体系中的舞蹈替换成建筑,称这五门艺术为“由摹仿构成的认知力”⑤。可以说,达朗贝尔几乎从原则到内容全盘接受了巴托摹仿论。达朗贝尔之后,艺术体系基本定型为音乐、诗歌、绘画、雕塑和建筑这五门(有时被添加舞蹈),随着《百科全书》的传播而在欧洲广为接受。黑格尔的《美学》同样采用这个体系。

      根据克利斯特勒,这个艺术体系的稳定性一直维持到19世纪后半叶,继而“开始显露出崩溃的迹象”;“绘画比此前任何时期都离文学更远,音乐却时常更向文学靠拢,工艺大踏步地恢复早先的装饰艺术地位。艺术家和批评家越来越认识到不同艺术的不同技巧,因此不满于传统的美学体系”。⑥在克利斯特勒看来,这个艺术体系的崩溃源于其理论的滥用,即人们过于自信地将某一门艺术的原则扩展到一切艺术上。塔塔尔凯维奇则发现,这种滥用并不是19世纪后半叶才有的新情况,巴托当年首次将摹仿原则推广到将非摹仿艺术囊括在内的艺术总体、提出摹仿论“最极端的形态”⑦之时,其实基于一个含混的摹仿概念:巴托时而将之理解为对自然的复写(涵义一),时而理解为从自然中获取灵感(涵义二),时而又认为摹仿是对自然的选择(涵义三)。⑧这些含混的规定使得“摹仿”概念边界不明,有效性随之降低。当然,“摹仿”概念的含混性早在古希腊诞生之初业已存在,自那以后,摹仿论始终处于不断被解释和重新解释的状态下,以至于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给它下一个总体性的定义,而只能具体地、限定性地指出其在某时某地某文献里的特定所指。就像塔塔尔凯维奇同时表示的那样:关于摹仿论,“名称上的一致,其实要大过于诠释上的一致”⑨。在18世纪的法国也是如此,杜博、安德烈、巴托皆声称支持摹仿论,但出于迥异的美学设想,杜博的情感视角与安德烈的神学视角很难与巴托的艺术体系视角相调和。

      指望一种理论去引领并统一理解恐怕不切实际,更何况巴托的理论远非扎实、精确、系统、一贯。⑩不过,巴托那里确实集中了法国古典主义美学艺术理论的主要症结。巴托摹仿论的三要素原本就是荣损与共的,加之他在一个过于弹性的“摹仿”概念基础上尝试建构体系,这便为摹仿论奠定了飘摇的命运。例如,倘若“美的自然”这个摹仿对象遭到质疑,“美的艺术”这一体系就难以成立,“摹仿”的意涵也随之更改。按塔塔尔凯维奇的概括,法国古典主义对于摹仿对象有着趋同的理解:“艺术不应模仿粗糙的自然,而应模仿它被改正过缺点之后的状态。这当中自然要经过一番的选择”(11),这也就是“美的自然”。这种理解选取了巴托“摹仿”概念的涵义三。就这层涵义而言,“美的”应当同时在“理想的”和“令人愉悦的”两个方向上被领会;前者表示智性对自然的改造,后者同时表示这类艺术的心理效果和生产目的。在第一个方向上,摹仿对象有时也被巴托称作“理想的自然”(12)。被人为修改的自然向着完美、绝对、普遍(即“超自然”(13))提升,在外部特征上体现为“比例、均衡、清晰诸特性”(14)(显然承自18世纪法国美论中的客观主义立场)。古典主义者将这个过程称作“理想化”(idéalisation),将其目标称作“理想”(idéal)。二词皆出于“理念”(idée),与柏拉图有着紧密而复杂的关联。理想化的另一题中应有之义是古典化,即参照古希腊罗马大师作品的风格与技法。巴托之后,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研究(《希腊艺术摹仿论》,1755)巩固了法国人的古典趣味,康德对“美的理想”的规定(《判断力批判》,1789)更新了法国人在“理想”问题上的思考。至19世纪初,“理想”概念率先在法国学院内部演变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启动了巴托式古典主义摹仿论的多舛命运。

      二、围绕“理想美”的学院之争

      1801年,法国国立科学与艺术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举办了一次竞赛,题目是:“古代雕塑之完美的原因何在,以及达致此完美的方法是什么?”埃梅尔·达维(Emeric David(15))摘得桂冠,后来被吸纳为学院成员。获奖后的命题作文成书为五百多页的大著,于1805年受学院资助出版,书名为《古今对雕塑艺术的研究》(16)。针对学院的问题,达维的回答可概括如下:古代艺术达致完美,所依靠的仅仅是对自然的不懈钻研,因此,摹仿自然是抵达完美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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