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0)03-0114-07 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西方，以工业革命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也最早成熟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即生态危机也最早产生于西方，对于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之反思和批判，也顺理成章地最早出现在西方。生态美学诞生的时代背景正是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其思想主题一直是对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及其哲学基础的反思和批判。这样一来，生态美学较早出现在西方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发现，西方生态美学最早的理论萌芽是1949年利奥波德的“大地美学”，其正式发端则是1972年米克提出的“生态美学”(ecological esthetics)。此后，生态美学主要出现在北美和英国等英语世界，德语和其他外语世界(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等)也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英语世界的生态美学是西方生态美学的构成主体，本文试图以之为根据，尝试着从宏观上描绘西方生态美学的理论图景和基本轮廓，从一个侧面揭示西方生态美学的整体特点和发展规律，从而为我国的生态美学建构提供一些启示。本文认为，西方生态美学的建构路径可以划分为哲学思辨路径、生态艺术理论路径与环境设计实践路径，下面依次论述。 一、哲学思辨路径 美学本来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其最基本的研究方式就是哲学思辨。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在19世纪中下叶创立实验美学(experimental aesthetics)之后，采用哲学思辨研究路径的美学通常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哲学美学”(philosophical aesthetics)。正是由于美学研究的哲学品格使然，采用这种路径研究生态美学的学者为数较多，其成果体现了西方生态美学的最高理论成就，利奥波德、米克、卡尔森、伯梅、罗尔斯顿和林托特等六人的研究均属此列。 在利奥波德生前，“生态美学”这一专门术语尚未出现，利奥波德本人也并不着意去创造一种美学理论，他是在构建其“大地伦理”(land ethic)的过程中涉及审美问题的。利奥波德认识到，伦理问题的实质是“对错观念”，伦理标准在过去三千年一直被扩展到很多领域的行为举止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利奥波德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界定伦理。他提出：“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伦理就是一种限制，即对于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①从“自由的限制”而不是“自由”的角度来界定伦理，这是利奥波德的“生态伦理”与现代个人主义伦理观的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伦理观的理论根据何在呢？利奥波德清醒地意识到，所有伦理观的前提都是如下一个理论假设：个体都是由互相依赖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问题的焦点落在了“共同体”(community)这个关键词上。那么，什么是共同体呢？现代社会学著作通常也都很重视共同体概念，但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通常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但利奥波德却根据其丰富的生态学和生物学知识提出，生态学意义上的共同体绝不仅仅是由人组成的，而是应该扩大其边界，将土壤、水域、植物和动物(这些统称“大地”)包括进来，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就是“生物/生命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②。更为深刻的是，利奥波德对于历史进行了生态阐释(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提出“人类事实上仅仅是生物/生命团队的一员”③——这里的“生物/生命团队”(biotic team)其实就是“生物/生命共同体”的同义词。简言之，利奥波德的思路就是将“大地”视为一个“共同体”，这就是他所说的“生态良知”的核心。那么，伦理和审美又是如何发生内在关联的呢？利奥波德非常深刻地指出：“只有当我们能够看到、感到、理解、热爱或者相信某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之产生伦理关系。”④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感到”(feel)这个动词，其动名词形态就是feeling⑤，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审美”的内核。这就意味着，利奥波德某种程度上看到了“感受”(审美)与“伦理”之间的深层关联，隐隐约约地将其生态伦理奠定在了审美的基础上，从而提炼出了他的广为流传的格言：“当一件事倾向于保护生物/生命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的时候，它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⑥保护大地之美被视为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大地伦理学由此衍生出生态美学的雏形，后来的学者如戈比斯特，就毫不讳言地将利奥波德视作生态美学的创始人。 美国学者米克于1972年发表的《走向生态美学》一文，是西方生态美学史上最早以“生态美学”为标题的论著。该文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于人类艺术与行为的各种理论，都不能完美地反映实际的实践情形。”⑦这就意味着，米克心中的“美学”其实主要是关于“艺术”的理论，这篇文章就围绕着“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而展开。他指出，审美理论在传统上一直都在强调艺术创造物与自然创造物的分离，假定艺术是人类灵魂的“高级的”或“精神化”的产品，不应该混同于“低级的”或“动物性的”生物世界。但是，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看，传统的人类中心的思维一直过度强调了人类的精神性而低估了人类的生物复杂性。米克重视生物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新的紧密关联，试图按照新的生物学知识去重估审美理论，就是以承认人与其他生物在进化过程中的本质关联为前提，在此基础上用生物学意义上的新的“有机形式”(organic form)，去修正人类的“艺术形式”(artistic form)。在进化论思想启示下的美学理论中，米克特别强调了两个重点：1.艺术形式和生物有机形式在整体上具有密切关联，具体表现在共时的结构体系和历时的发展演替两个层面；2.生物学相关知识在美学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两个方面都正视了美学与生物学的内在关联，打破了西方传统审美观念在形而上层面对人类精神性的不实吹嘘，突破了西方现代美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这样，米克就在人类思维的根源上动摇了之前不合理的审美观念，他还将进化论思想拓展至人类学、生态学、美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美学。米克认为，生态美学在理解、感知、情感等层面拓展了人类的诸多审美反应(esthetic responses)。以生态知识、生态规律为基础，以生态思维、生态意识为主导的审美反应，强化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有机的关联。并且这种建立在理解、感知、情感层面上的人与自然的关联，突出了人在生态系统中作为参与者的角色：“我们能够提供给生命最好的礼物就是友好的参与。”⑧ 加拿大学者卡尔森虽然以环境美学家的身份闻名国际学术界，但其环境美学思想也具有浓厚的生态美学意蕴。他一方面吸收了米克等人的生态美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建构了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对后来的生态美学家如林托特等产生重要影响。与米克直接提倡生态美学不同，卡尔森是在环境美学的整体框架中构想生态美学的，他紧紧围绕“审美适当性”这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强调科学知识，尤其是生态学知识对于“适当的审美欣赏”指导作用，强调尊重自然的自然性而将其欣赏为自然本身，倡导未被人类染指的原生自然都具有肯定性审美价值，从审美上来看都是好的，即“自然全美/好”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卡尔森近年来对中国生态美学显现出极高的热情，积极吸收中国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发展环境美学，试图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