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引言 1.1 条件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最大功绩就是发现了语音演变的规律性，提出了“语音演变无例外”的口号。他们认为，音变规律以语音条件为转移，没有例外。同时认为，音变的实现方式是渐进的、连续的，而变化在词汇中的反映却是突然的、离散的，以叶斯泊森的“锯木头”比喻最为出名（徐通锵1991：125）。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音变方式被称为条件式音变。然而，在条件式音变的背后，即便考虑了语音、形态以及词汇层次等要素，仍然有大量的“例外”现象。Wang（王士元1969、1970、1975）系列文章讨论了语音学层面可能是突变的，而在词汇层面可能是渐变的现象，提出了著名的“词汇扩散理论”。跟新语法学派所认为的语音演变无例外不同，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语音的变化是突然的、离散的，但这种突然的变化在词汇中的扩散是逐渐的、连续的，开始时只在某些词中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散到其他的词，最后完成整个音变过程。扩散式音变在演变过程中，如果遇到另一音变同时发生，必然会产生竞争，造成音变过程的中断，形成真正的残留（Wang 1969）。 如何看待条件式音变和扩散式音变在语言演变中的地位和关系？Wang（1975）认为两者是互不相容的：关于音变以词汇扩散为渐变的观点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持的音变观点相互排斥。但Wang（1979）也提到，新语法学派关于语言演变的观点也许是事实的一部分。Labov（1994）用大量的篇幅证实了条件式音变和扩散式音变同时存在，但指出在历史语言学框架下的研究仍然会采用规则音变的假设，并支持新语法学派的语音在变，而不是词汇在变的观点（Labov 1994：439）①。 无论是条件式音变，还是扩散式音变，在汉语中均能找到大量例证，无需赘言。我们感兴趣的是，条件式音变和扩散式音变在一个语言系统中如何相遇？相遇之后又会发生何种反应？李小凡（2014）讨论粤语全浊上声字今归阳上者送气，今归阳去者不送气时，认为粤语全浊上今读的分化是由音系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音变形成两个共生层次，其中“浊上归去”属于扩散式音变，全浊声母清化后逢阳上送气、阳去不送气属于条件式音变。当“浊上归去”的扩散式音变处于进行之中，被“浊音清化”的条件式音变所中断时，便造成了浊上字今读的分化现象②。除了粤语浊上字的分化，汉语语音演变中的很多“例外”现象，均可以从条件式音变和扩散式音变相交的事实得到解释，匣母字的演变当属其中一例。 1.2 “喻三归匣”与“匣入喻三”上古匣母与群母有过共同读塞音[g]的阶段，已从不同角度得到验证。李荣（1965）在现代吴闽粤等方言中找到了证据，万波（1995）、严修鸿（2004）考证了赣语和客家话中匣母读如群母的层次。赵日新（2002）也提到徽语中有“厚环糊”等几个字读塞音的层次。湘西乡话和湘语中也有匣母字读塞音的痕迹。例如乡话：衔[ko]｜蟹[ko]｜咸
（杨蔚2010）。 至于匣母与云母（喻三）的关系，仍有不同意见。曾运乾（1928）提出“喻三归匣、喻四归定”的学说，已获学界公认。不过，关于上古匣云母的音值，一直以来都有争论，其焦点在于匣母音值当一分还是两分。主张“一分”说的主要有李方桂（1971）、潘悟云（1997）等，将匣云母字拟为塞音声母[g/G]；曾运乾（1928）、董同龢（1987）等认为匣母上古音读
。主张“两分说”的主要有邵荣芬（1991），认为匣母跟群母相同的读[g]，跟云母相同的读
，持相同看法的有丁邦新（1999）、郑张尚芳（2003）等。郑张尚芳（2003：86）指出，如果将上古匣母构拟为一类[g]，“狂王”、“琼荣”都变成同音字，对于解释后世的语音演变很不利。因此主张将与云母相谐的匣母字构拟为
。东南方言中有云母字读擦音的现象，如闽南话“云、远、园、雨”白读为[h]。此外，“有”在湘南江永土话、连城客家话、广东增城粤语、浙江畲话等地读[h]或[x]（郑张尚芳2003：87）。湘西乡话的“运
”也读擦音声母（陈晖2016：113）。之前丁邦新（1998）利用闽语石陂话的材料也主张将古匣母字一分为二，认为这样更利于解释匣群云三母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