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0-02-012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由氤氲至成熟的进阶期，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传播、实践与发展的重要时间点。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指导延安时期的具体文艺创作伦理实践，从中吸取经验，总结出了符合战争背景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理论。延安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合理继承与适时创新，既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科学性提供了实践支撑，又为中国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发展与建构奠定了有力基础。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发生与毛泽东文艺伦理思想的形成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实践和形成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起经由马克思主义者翻译、传播到中国的。自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一些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如鲁迅、冯雪峰等，也相继开始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创作了一些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文艺作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带人大众视野。他们传播以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为主的文艺思想，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的著作；研究和整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理论，并以此为指导进行创作；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来分析当时社会的文艺现象，提出文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和文学运动的口号，确定文学运动发展的方向。伴随着这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探索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早期形态展现出从混沌走向清晰的发展态势。 (一)以“鲁迅方向”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形成 延安时期，“鲁迅方向”作为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的典型被中共确立下来并加以大力宣传。毛泽东就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1](P291)。因鲁迅其人与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均体现出的为民族而战的斗争精神与为家国而亡的牺牲精神“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2](P42-45)。作为以文字为武器来唤醒与鼓舞民众的文艺先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P698)。他所倡导的将政论与作品合二为一的“杂文”形式，为人生、为人民、为民族而战的广博之爱与坚强意志，以及倡导艺术创作应遵循大众文艺方向的文艺创作理念，共同构成了“鲁迅主义”，形成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4](P135-139)。“鲁迅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实践初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之前，中共对于鲁迅的解读具有鲜明的伦理趋向性，代表着这一时期文艺伦理的发展方向。沿着“鲁迅方向”实践，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伦理观的最终形成。 “鲁迅方向”也是延安地区知识分子进行个人伦理改造的指引方向。它的提出也体现出延安文艺界对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如何实现身份融合的思考，这其中贯穿着伦理价值的指向与政治力量的介入。何其芳在《论鲁迅的方向》中，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重要言论来对此进行说明，“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认为鲁迅实现了对封建与买办文学的彻底反叛；客观地认识到自己本来阶级的局限性并与之划清界限，加入更具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成为其中坚力量；拥有为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牺牲精神，相信群众，走进群众。文中还提出了“必须认识，鲁迅先生也是经过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的。不了解这点，就不可能了解为什么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也不可能了解到底什么是鲁迅精神。”[5](P140)何其芳关于“鲁迅精神”的阐释，证明了“鲁迅方向”的个体伦理改造指向性，将鲁迅立为知识分子进行自我伦理改造的标兵人物。“鲁迅方向”是延安地区马克思主义思想拥护者进行个体伦理改造与进步的指引方向，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初步探索，也是毛泽东《讲话》发表的前调与基奠。 (二)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确立 延安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中国化体现的最为典型的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讲话》的发表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提供了实践代表。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观点，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取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P534)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中国化提供了具体实践的发展方向。在1942年2月8日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若置错误于不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3](P833)。这种依照当时中国的特点，根据当时中国的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当中的观点即为毛泽东思想。1935年10月中共经过长征移驻陕北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汇聚延安，延安的文艺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那一时期，毛泽东对文艺作品的伦理方向选择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建设性地提出了文艺伦理观的发展方向，并根据此发展方向制定了相应的文艺政策。在这一系列的思考与实践中，毛泽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形成了著名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