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1942年5月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和习近平在2014年10月所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集体在文艺理论领域里的政治话语符号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性质和意义的理解认知，因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观念上的集体意识与集体表象。二者的理论叙事为中国共产党管理文艺提供了施政上的思想基础和指导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文艺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的总摹本。对两个“讲话”的叙事结构、叙事语法、符号代码等加以语义、语用、修辞等层面的符号解码和叙事话语分析，人们不仅能够发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色，而且能发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艺进行政治领导的内在逻辑。 一 叙事模式：结构与修辞的家族相似 若要把握两个“讲话”在内在精神方面的同异，就必须找到二者在叙事模式诸因素(结构形式、语法符码等)的同异之处，因为这些因素蕴含着理论文本的全部意义。找到两个“讲话”表面的相似点并不困难：二者都是在会议开过一年后发表，都以若干问题类型的疑问叙事判断和直陈叙事判断为基础组织文本的结构。为了直观展现二者表层结构的相似点，笔者概要摘录其问题加以对比：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人 第二个问题：努力于提高还是努力于普及 第三个问题：文艺的党内关系与党外关系问题 第四个问题：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文化繁荣兴盛 第二个问题：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第三个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第四个问题：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第五个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从文本结构形式观察，读者不难发现，两个“讲话”的表义形式都采用了问题并列式结构，两组问题简洁明了、意义清晰，其各自的问题域奠定了各自的叙事空间、叙事逻辑以及相应的语义结构和理论语法，因而成为两个“讲话”叙事建构中的基本功能单位。两组叙事建构的基本功能单位因其对相关问题的引入、阐释、解答，使文本意义得以展开，因而又成为两个“讲话”各自的布局符码，并使两个“讲话”文本整体样式与结构得到了逻辑上的保证。从语用学的角度看，两组问题序列在叙事形式建构方面作用甚大：以屈指可数的几个句子和简洁的语法结构，在横组合层面语意连续扩展，推衍出众多话语组合语段，形成具有思想统一性、普泛性的意指系统，从而使话语主体的叙事意图得到了充分的语用保证；其所异者，就是《延安讲话》的问题语式疑问与直陈并用，《北京讲话》的问题语式皆为直陈。 两组布局符码组成的问题结构只是文本构成形式的表层叙事结构，两个“讲话”还存在内在意义层次基本一致的深层叙事结构，其深层叙事结构的层级秩序为：以理论主句为语篇整体宗旨的语义层，以基本问题为语段结构单位的句法层，以核心名词为语句基本元素的修辞层。在这三个叙事层次中，语义层无疑是核心层次，因为语义决定了句法和修辞：语义结构是放大了的句子意义结构，句子结构是放大了的词汇意义结构。语义层的内容亦即文本的总体宗旨，其意义必须通过具体的句法运用和词汇修辞展开、呈现。语义层的内容取决于语篇或语段中理论主句以及理论主句中作为句子结构主要素的核心名词，因为作为逻辑主词的名词不仅是构成语句结构的符号要素，也是构成文本叙事结构的符号要素。在意识形态理论文本的叙事中，名词施事性的落脚点常在于政治诉求与政治决策。这一点在两个“讲话”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延安讲话》中的理论主句是“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人民服务”①，《北京讲话》中的理论主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人民为中心”②，两个理论主句中的名词“人民”“民族”无疑是两个“讲话”理论主句中的主导性语汇，两个“讲话”的叙事结构与叙事语法无不围绕之展开。为了证实上述结论，笔者对两个“讲话”理论主句中的核心名词做了一下量化统计。在《延安讲话》中，“人民”这一名词出现频率共60次，次生名词“人民大众”出现频率为23次，次生名词“人民群众”出现频率共11次。在《北京讲话》中，“人民”这一名词的出现频率为107次，次生名词“人民群众”出现频率为4次。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论语法中的主句及其名词，是理论叙事中控制意义的意义因素。就理论语篇构成而言，两个“讲话”中的理论主句是统目之纲，具有万取一收的逻辑职能，它们统辖着文本中的诸多从句，使文本的理论精神在总体上“万法归一”：文艺的价值目标要求最终集中于兹，文艺精神的秩序由此奠定。两个“讲话”中的理论主句由此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两个主文本中话语机制与话语职能的枢纽和交汇点，支配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逻辑。 两个“讲话”对逻辑主词中的名词选择，其修辞意义不容小觑：政治词汇是表征社会关系的话语符号，其概念内涵常常体现生产关系、政治秩序、道德伦理等方面的社会语义，哪些词语被提倡，那些词语被禁止，都有深刻的政治考量，因为政治文本叙事中的句式和句法背后往往隐含着话语主体所代表阶级的意识形态战略和话语策略。政治文本的句法关系在本质上体现的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意图，从而也决定着话语主体在理论叙事时所采用的语词、语调、语气——政治考量与话语逻辑由此在文艺领域相遇、相交、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