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行程的演进，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所具有的思想文化特色愈益浓烈。今天我们可以对毛泽东作较为冷静的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学界同仁对晚年毛泽东更多的是进行政治史的研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会发现，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其早期思想有一定的关连性。毛泽东晚年大权在握，人格化的国家权力使其早期思想有了一个宽广的社会试验场，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回到青年毛泽东。作为一种尝试，本文截取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观这一具体层面，试对此做出一定的回答。 一 研究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观，首先就要对“政治伦理观”这一分析性概念加以界定。而理解这一概念，首先应从政治学说史和道德生活史的角度加以把握。近几年的研究，使我树立起这样一个牢固的观念，即政治是人的政治，描述和分析政治现象应当看到活生生的人，尤其应看到人之作为道德主体的活动对于政治过程的影响（注：参看拙文《主体论政治学的构思》，《社会科学报》1991年8月8日；《政治结构与道德人格——政治伦理学论纲》，《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营造人类最完善的道德生活，这一观念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已见端倪。柏拉图所向往的理想国蓝图的最高原则即是至善。亚里士多德则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基本命题，阐明了一百五十八个雅典城邦的政体演变及相应的道德生活变迁史。他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中国儒家则主张以德治国，“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模式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走向。可以说，离开了人的道德生活史，人类的政治史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政治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之求解，实是理解社会政治变迁的关键之一。在这一问题中，人的发展应是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主线。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有关人作为政治过程主体所具有的道德规定及其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的一系列观点和看法，便形成一定的政治伦理观。以人这一道德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发展为主线，政治伦理观具体涉及到一定社会政治理想模式中的道德人格设计、相应的政治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结构对道德人格的影响，以及现实道德人格对社会政治结构的作用等方面。 这里采用政治伦理观的概念而不说伦理政治观，是因为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它应当是价值中立的，带有普遍适用性。伦理政治观是伦理型政治形态的观念表现，与法理政治观相对应。在这一观念体系中，伦理价值具有政治意义，伦理价值的选择直接转换为政治功用；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个道德判断就是政治清明直接赖于人的道德品格的完善。而政治伦理观本身则不带有价值取向，适合于任何政治体系的分析。本文也不用政治道德观，从研究主题看，如果单讲政治道德观，即关于政治道德规范的观点，则无法从整个社会宏观结构上透视毛泽东政治与伦理思想的特征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观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尚无人研究，但关于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文献则为数不少。青年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和忧患意识使其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设计很难截然分开。因此，政治伦理观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对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有一种直接适用性。 二 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从宇宙观的角度关于人文化特性的探求；从伦理学角度关于人的价值的思考；在对现实政治模式的批评和对理想政治模式的展望中所揭示的道德人格规定。 （一）尚动求变、斗争造反：宇宙——人生——历史——社会大文化圈的求索 青年毛泽东很注重意志力的张扬，主张向“大本大源处”求索。这一价值理性层面的思索包含从宇宙观到人生观、历史观再到社会改造图式的一系列内在统一的环节，其贯穿始终的理性价值就是尚动求变、斗争造反。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动与斗”是青年毛泽东探索“大本大源”之宇宙观的核心观念（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青年毛泽东“宇宙真理”探索的动因在于立志，在于寻觅救国救民之路，是工具理性的寻觅促使其价值理性的求索；反过来，这一“宇宙真理”的求证，成为毛泽东人生观的指导，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青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人，其立志是一个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社会改造论的圆圈运动。在《第三札》中，青年毛泽东从救国救民的现实需要出发畅论立志：“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那么什么是“大本大源”呢？他认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而“志者，吾有见乎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决心“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 青年毛泽东向“大本大源处”探求，并不是寄冀宇宙本体论的理性思维，而是为其救国救民道路设计提供宇宙观基础。一开始，毛泽东就赋予宇宙观以实用理性的精神，而尚动求变，高扬斗争意识、造反精神则是在其思维空间中成为真正价值理性的东西，这既是对毛泽东个体文化性格的概括，同时又因其“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求索而带上一层普遍化色彩。这一价值取向从外在环境看，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非平衡格局所决定的。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传统社会失去平衡稳定，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人民生活动荡不安，战祸迭起，内乱相乘，社会的无序和不安定作用于人们的文化心理，尚动求变成为人们积极应付现实生活和改造环境的主要倾向。这一时代特点同样融入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