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毛泽东早年思想作了不少研究，尤其对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的思想作了较多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作了总体上的把握，对其特点阐述较多。这中间也不免涉及到对他的“贵我”思想的评述、阐发，但多是附带在其他主题之后，且点到为止。而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和专著还不多见。作者出于兴趣，不揣浅陋，想对这一问题作些展开式的论述，以期就正于专家们。 青年毛泽东的“贵我”思想，较早的论述见于1913年11月、12月在一师所作的笔记《讲堂录》中，他在那里面写道：“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贵人）。二通今。”（注：《毛泽东早期文稿》，601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对“贵我”又作了进一步解释：“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注：《毛泽东早期文稿》，601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也就是说，自我主体在宇宙时空中处于中心地位，在社会中则应当更多地担负起历史责任；面对困难挫折，应当更多地从自己找原因，而不可怨天尤人。之后，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青年毛泽东对“贵我”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展开，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中，对此也有部分涉及。 从上述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的“贵我”思想主要渊源于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学。此外，儒家传统学说中的圣人观、孟子宣扬的“先知先觉”之君子救“后知后觉”之小人的英雄史观，也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他对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转述的西方思想，以及对泡氏本人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吸收、消化。 （一） 作为完整全面的人，应当包括肉体与精神两个方面，“自我”也不例外。在肉体与精神二者之间，青年毛泽东更看重精神，他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注：《毛泽东早期文稿》，168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因为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时时都有变化，而肉体生活则相对单调、变化不大。实质上，精神生活大多是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就其本质而言是实践的，都带有精神性。在“贵我”问题上，青年毛泽东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人类应当超出自身的界限而扩展活动范围，个体自我也就不能囿于肉体的“小我”，而应当努力去认识感悟宇宙精神的“大我”，探求宇宙真理、大本大源。一句话，贵我之精神，贵精神之“大我”，是“贵我”思想的基本含义。 作为个体的自我，他强调自己，强调自身的价值和作用，同时以他自己为对象去思想，反过来思之，于是就产生了自我意识。这是“贵我”思想所应有的又一含义。 有了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在自我的意识之中，个体把自己同群体、他人分开了。进而个体也把自我与世界区别开来，再进一步产生了自我与世界、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青年毛泽东认为自我之于世界居于主导地位，或者说自我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因为“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注：《毛泽东早期文稿》，141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而且从根本上讲是由于：虽然世界中有人也有物，但是如果我两眼一闭，就看不见任何人与物了。（注：《毛泽东早期文稿》，148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也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在认识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一方面，不仅认识的发生有赖于自我，而且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形成也是在自我意识产生之后并以之为基础的。另一方面，自我在认识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主动的，凡是自我活动所及范围内的外部世界，认识主体自我都可将它纳入认识之中，并使之成为认识的客体；相反，主体对他能力所不及的外部世界，干脆置之不理，存而不论。就此而言，人们所提到的世界就是他们所能认识的世界，自我所提到的世界就是他能认识到的世界或在他活动范围内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总是反映在自我的意识中，甚至可以认为头脑中的意识就是关于世界的反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我即宇宙。”（注：《毛泽东早期文稿》，231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这个宇宙不是指实际存在的那个宇宙，而是指通过人们的意识所认识到的在人们头脑中的那个宇宙，或者就是关于宇宙的观念。这个观念中的宇宙却反映了本来的那个宇宙。所以，上面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的意识中包含了观念中的宇宙。 当然，在青年毛泽东的著述中，他不可能如此详细地思考自我与宇宙、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他的“贵我”思想，作出上述的解释、阐发，是比较说得通的。如果从本体角度去理解，不仅有背他的原意，而且也不符合思想史的实际，况且，毛泽东对本体问题作了另外的探讨。概括地说，“贵我”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就是指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在认识过程中有着极端重要的作用，因而自我居于世界的中心地位，甚至世界可统一于自我的头脑即思想意识之中。强调观念世界对于未来世界的重要性，强调认识问题对于本体问题的重要性，既符合认识个体发生的实际，也符合认识人类发生的历史。（注：参见舒炜光主编：《自然辩证法基础教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