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事业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在如何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总结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得失，对于目前正在广泛开展的素质教育，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得 1.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确立，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本质。 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的社会现象，培养什么人，培养目标是什么，这是教育性质的最终体现。毛泽东正是紧紧抓住这个根本问题，从他立志以教育为职业开始，就独辟蹊径地阐发了以提高素质为核心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在湖南一师就读时，他就提出了“三育并重、身心并完”的观点。1916年12月9日，他在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三言”。在稍后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更系统地阐述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如果说，此时作为教育救国论者的毛泽东对“三言”的认识还是浅层次的话，那么，随着他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各个不同时期，对德智体三者的内涵作了更深层次和新的更高意义上的阐释。关于“德”，毛泽东在制定教育方针时，始终把它放在首要、核心的地位。1934年，他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39年，他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他强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50年代对刚刚起步的新中国教育，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抓思想领导，尤其要加强初、高中的政治课，并主张编写新的思想政治课本。针对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的倾向，他敏锐地觉察到：“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象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为此，他认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当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注：《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毛泽东根据变化的形势，对学校的德育又提出了一些适应新情况的要求。关于“智”，毛泽东认为青年时代正是“修学储能”的时期，要认真读书，力求“积文成学”。他说：“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8页。）1941年初，他给在苏联学习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注：转引自腾纯主编《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即是到“文化大革命”前夜的1965年，他仍主张不要忽视专业课学习，在美术院校以裸体写生的问题上他明确指出：“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锢是不妥的。即是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注：《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关于“体”，青年毛泽东就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因此，他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种野蛮当然不是摧残，而是刻苦锻炼。50年代初期，他曾两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他认为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为此，他提议将学生的睡眠时间由8小时增加到9小时。1953年6月30日，他在接见青年团“二大”主席团时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为了不影响学生健康，1965年7月，他给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信，建议学校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以减轻学生的负担，让学生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适合自身特点的活动。毛泽东所以如此重视青年学生的健康，是因为健康的身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一切都无从谈起。 1957年，毛泽东在总结我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标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既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质的规定，也是对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提出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也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的规格。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提出“三育并重”的教育理想到40年后升华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里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也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其中的主线就是从提高人的个体素质，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对教育本质的规定，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目的的，或者说，提高民族的素质，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2.在教学改革上，把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提高素质贯穿于每一个教学环节中。 在教育方法上，毛泽东力倡启发式，摒弃注入式。在青年时代，他即对旧的教学方法表示深恶痛绝，他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认为旧教学方法“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1929年，毛泽东提出了以“启发式”为核心的10条《教授法》，明确提出“废止注入式”。1941年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重申：“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式的、强迫性的、空洞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表示对学校采取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不满意，要求予以彻底改革。与启发式教学相联系，毛泽东主张学生主要靠自学。他早年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多种学术。把“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作为主要教学方法。为强调自学的重要性，他在1964年的春节座谈会上，例举了古今中外一批自学成才、卓有成就的发明家、文学家，说明自学对人才成长的巨大作用。他主张学生“要自学，靠自己学”。 毛泽东强调教学方法的启发式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以自学为主，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主动学习中得到全面发展。 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事情。首先，他特别注重课程教材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要求学校的课程、教材要体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要开设反映时代要求的政治课，并编写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课教材。其次，他力主精简课程，缩短学制。1952年，他明确指出：“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1964年2月，他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减少课程门数和份量的目的“为的是全面发展”。再次，他认为有些教材应该有地方特色，要能为本地的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所以，不受农民欢迎。50年代中期，他明确指出：“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一样”。（注：《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