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开始就非常关注教育，并在实践中研究教育。在他诸多著述中，对教育问题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寓意深刻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更显现出这些思想的巨大价值。尽管有些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骄枉过正之瑕，但瑕不掩玉，并不影响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邃灿烂及对现实的巨大指导意义。毛泽东关于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学生个性，学生要把握自我，不失自我，以保证生动活泼地学习，德智体全面发展，以便真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就是其中闪光的思想之一。 一、尊重学生人格才能生动活泼地学习 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让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在毛泽东看来，学生不是简单的学习机器，学生也不应是完全没有主动权和个体人格的被教育者。学生要有自己的主动精神和独立人格。毛泽东最早主张不唯书，不唯上。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更应解放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1921年秋，他痛切地历数旧学校的坏处：“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授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回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新生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作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他对无视学生自由和人格的现象深恶痛绝。1920年11月25日在给罗敖阶的信中激愤地说：“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点希望：一个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另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毛泽东这些激烈的言词充分反映了对当时教育状况的憎恨，和对青年学生不失自我的希寄。毛泽东并非排斥一切教育家，相反对那些有民主思想又热爱学生、诱导学生长进的教师如杨昌济等推崇备至。只是希望在学生尊重老师的同时，学校和老师也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同时也主张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在学习中要充分施展自己的主动精神，“养成独立健全的人格”。他在少年时期敢于在课堂上读诸如《水浒传》、《西游记》之类反抗性的小说，还敢于对自己不喜欢的科目和课程敷衍了事。老师所讲，他从不生吞活剥，而是主动思考，有取有舍，有褒有贬，有同有异，决不违心随俗，以致于他的言词和提问，每每使老师瞠目结舌或刮目相看。毛泽东的这些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说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专制文化和腐朽教育模式的一种反叛，是和目光远大、站在中国社会发展前列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教育思想合拍的。李大钊深刻地批判“牺牲个性”的教育，提倡“精神解放”；孙中山先生提出“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蔡元培提倡教育“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以“发扬学生自动精神”；朱无善讲得更透彻：“处兹生活维艰之时代，尤宜尊视个性，因材施教，以发挥种种异样之特彩：使个人得尽其一长一善之花，以自立于社会。如百药之灿烂，异色同妍，各适所用。则社会国家之进步，胥在是己”。 毛泽东的这些教育思想特别和其同时代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不谋而合。如恽代英也看出了当时教育的种种弊端，批判束缚个性的教育的言词同样激烈。恽代英认为，学生被“八股教育”压得透不过气来，使学生找不到时间学习做人和做公民的学问。同时现行的注入式教学方法，“只有教师的活动，而没有学生的活动”，所以，这种方法不是什么教学方法，只是“教书匠”混饭吃的伎俩而已。此外，恽代英坚决反对当时学校盛行的体罚制度，认为儿童的天性就是自由活泼的生长，生长过程中也难免有过错，但由此采用体罚来威胁压服学生，不仅“杀死了儿童生长的天机”，而且因为“惩恶不能使人改过，只能使人隐匿过失”，从而在教育上也是无效的。这说明早期具有民主倾向的人士和觉悟的青年都看到蔑视学生主体的教育的严重危害。只是毛泽东的思想更激烈，并且还在于他提出了革新的办法：在学习内容上，他认为应扩展知识面，把书本知识与社会知识联系起来，以整个社会为内容；在学习方法上，认为应把学与用结合起来，参加社会实践，把课堂读书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极为反对教育脱离实际，把学生禁锢在课堂和学校之内，反对读死书。他尖锐指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相隔相疑，乃成三弊：一为学生不能得职业于社会，学生近之，社会远之，学生亲之，社会离之，永无联结契合之日。一则社会不遣子弟入学校，学校之不善亦为一因，而社会不悉学校内容，则为最大因。”“学校之人与社会之人，自来不通情愫，不相告语，虽有良校。彼何由知乎？”毛泽东极力主张应面向社会学习，参加实践。他在青年时期征友互学，和同学们利用假期去“游学”。他提出“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早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他就提出“游之为益大矣哉”，认为游览，阅历是人格主体“养气”、“益气”的重要途径，更是了解社会、丰富知识、积累素材、增长见识、扩展见闻的机会。他下决心说：“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浸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6岁时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冲，有一种摆脱了空间和心理上的局限的轻松和亢奋，有一种“学不成名执不还”的追求和信心。他和同学相携探索新的人生和新知识，兴致勃勃地投身到故乡和家庭以外更广阔的实践世界。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己挑水、捡柴、做饭。1926年春，他又积极参加“上海互助团”的筹备工作，共同起草了《简章》和《募捐启事》。《启事》指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他认为教育与劳动相脱离，也是社会愚昧落后的原因，由于教育与劳动相脱离，教育成了贵族、资本家的特权利益，“于是生出了智愚阶级”。由于学生囿于书本和课堂而不接触社会实际，所以学生心中天地亦小，自觉地社会之责任亦小，学习之动源亦轻，难成大器。毛泽东早期对学习规律的这一洞察，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但坚持下来，而且还不断发扬光大。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都坚持这一思想。抗日战争中，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抗战服务，强调“伟大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提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要求学习要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