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至1974年，陈云在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外贸问题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对外经济工作思想。对陈云这一时期对外经济工作思想的研究，史学界、党史界已有论述，但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比如：陈云为什么能在70年代初提出一系列对外经济工作思想？如何认识陈云70年代初对外经济工作思想与他在新时期对外开放思想之间的关系等等。本文欲在这些方面作些探讨。 一 1972年4月，因战备被疏散到江西两年半之久的陈云返回北京。他渴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事情，为此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提出希望能给他安排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此后不久，陈云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受周恩来委托，协助他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陈云复出工作时所面对的是一个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而又正在逐步恢复的外贸工作局面。在全国动乱的冲击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中国对外贸易自1967年至1969年连续3年停滞下降。1970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对外贸易的形势开始好转，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逐步恢复。这种外贸工作的客观形势，向新复出工作的陈云提出两方面的要求：继续恢复外贸工作的正常秩序，并在恢复的基础上逐步开拓外贸工作的新局面。 陈云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1973年5月至6月，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外贸部及其所属中国粮油食品、纺织品、土特产品、轻工业、五金矿产、石油化工产品、机械、技术8个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外贸运输总公司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较全面地了解了国家对外经济工作现状。经过调查，陈云感到，我国过去75%面向苏联、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格局，因国际形势的变化，发生了逆向的变化，而且已经是大势所趋。据此，他对当时的对外经济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适时的要求和设想。 第一，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陈云认为，这是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所必需的。“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他建议人民银行负责人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金融研究所，担负起全面的对外经济研究任务。他还具体地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10个问题。 第二，要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对于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陈云的思想已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利用外资。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筹措到10亿美元的外资。有人担心，利用外资不符合自力更生方针，也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对此，陈云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教条，陈云更尖锐地指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19页。）由此可见，陈云赞同积极利用外资建设社会主义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二是引进、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1972年2月，国家计委批准进口价值4亿美元的14套化纤、化肥成套设备。陈云积极协助周恩来、李先念落实这项引进措施，并对引进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首先，他提出要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有益经验，做好引进前的考察工作。其次，他强调要把眼光放远，在引进国外设备的同时，连同必需的附件、配件一起进口。陈云的这两点意见，受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充分肯定，对我国当时引进国外技术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是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和手段。对此，当时陈云谈的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是，要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易所。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所属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47万吨。五丰行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利用国际市场上的期货交易，不仅完成了购买现货任务，并从中赚得240万英镑（注：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21～222页。）。7月，五丰行总经理向陈云汇报了此事。陈云听过汇报后，对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的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意见。他指出：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要全面认识交易所的作用。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谨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外汇的主要来源是靠发展生产，扩大出口货源，提高产品品质，改进包装装璜，多搞高档货，利用交易所仅是保护性的措施，以免受损失。 第三，要做好对外贸易工作。1974年初，“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序幕，他们竭力要从外贸问题上打开缺口来打倒周恩来，连续制造了“蜗牛事件”和“风庆轮事件”。在“四人帮”的破坏下，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陷入停顿，刚有转机的外贸工作再次受到严重干挠。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陈云不畏惧“四人帮”的淫威，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连续四次找外贸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积极开展对西方的贸易工作。陈云认为，欧洲是一个生活水平很高的市场，我们应把出口重点放在这方面。对西欧一些大国的贸易要准备在一个时期内存在逆差，这是允许的，要力争每年出口额有所增长。这不仅是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支持西欧共同市场的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需要。除了和西欧的贸易外，陈云对我国同日本、美国的贸易问题也十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