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既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文化伟人。他在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呕心沥血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人民的文化事业，毕生致力于淬砺全国人民的思想品德、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他面向世界，紧扣时代的脉搏，把握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力争使中国以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文化思想。毛泽东的新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大众性、民族性和科学性等特点。本文拟对这些特点作粗浅探讨。 新文化的时代性 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新文化建设要紧扣时代脉搏，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毛泽东指出，文化与政治、经济是紧密相连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随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互相衔接的历史时期，新文化建设在不同的时期，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这一时期的新文化就必须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即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会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此，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当作“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5页。）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文化，应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并为其服务。 毛泽东自从意识到在中国建设新文化后，即以此为己任。在本世纪20年代初，他与新民学会同仁组织了传播新文化的组织——文化书社。在中央苏区时，进行了多项文化教育改革，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注：转见戴知贤著：《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6页。）抗日战争时期， 提出了“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注：转见戴知贤著：《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7页。） “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注：转见戴知贤著：《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9～ 10页。）他要求革命文艺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革命作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他就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6页。）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要做好八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394页。）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建设的任务摆在面前，文化建设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指出：“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注：《人民日报》1956年9月15日。） 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学习科学和技术。毛泽东适时地提出文化建设的新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时，他号召大家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955年3月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 他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44页。）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把科学文化建设列为我国现代化的宏伟大业之一。其后，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403页。） 这些既说明了毛泽东对科学文化的重视，也是他的新文化思想时代性的体现。 其次，中国的新文化要立足时代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马克思在论述哲学的发展时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85页。）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注：《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348页。）革命导师的论述说明， 文化的发展具有传承性。任何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总是以其母体文化为基础，抛开母体文化等于毁灭新文化产生的根基。中国新文化不是无根的浮萍，它的建设必须以已有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作依托，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基点。毛泽东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并多次讲“不能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立足于时代精神，服从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新文化建设的实际，对传统文化加以研究，“挈其瑰宝，而拒其淄磷”，“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对那些“凡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加以利用。这种利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传统文化的形式，表现新时代的内容，即旧瓶装新酒；二是发掘整理和继承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合理成份，赋予它新的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要求在新文化建设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月版，第534页。） 新文化的开放性 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青年时代，他既为中国古代高度的文明感到自豪，同时也看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面前的危机。五四时期，他目睹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显得那么苍白，暴露出许多痼疾，而西方文化却显得那么朝气蓬勃，于是，他从心底里发出了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呼声。他认定，这种新文化只有面向世界发展才有希望。1917年夏，他为好友萧子开自订的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所写序言就表达了这种抱负：“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第82页。）后来， 他积极主张出国留学，向外发展，并致力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创办的文化书社，不仅经营国内各类文化书刊，而且还有译介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泊来品及介绍西方政治、思想的著作。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更坚信新文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他深知，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只能导致自身的湮没。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不仅经济要发展，而且文化也应走向世界。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加强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中国文化要再现往昔的辉煌，就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作为养料，充实和发展自己。1965年9月30日，他接见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在谈话中，当来宾讲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兴奋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注：转见《经济日报》1991年7 月13日，杨瑞广文。）他要求中国新文化建设面向世界，实行对外开放，在对外交流中吸纳、融汇世界各民族的进步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