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中尤以求同存异的方法体现了周恩来的特色。认真地研究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方法和实践，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的理解，同时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正确地处理各种矛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并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发展我们的外交工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下面拟就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和实践的一些主要之点，作一探讨。 一、求同不求异，努力寻找共同点 求同存异，也就是求大同存小异，即谋求基本原则上的一致，对某些非原则性问题保留不同的意见，这是周恩来谋求团结和合作的一种基本方法。纵观周恩来的一生，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脾气、性格、思维方式和观点上的不同，只要他愿意参加革命和建设（对于党内来说只要他遵守党章和党的基本路线），周恩来都能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与之合作共事。这种求同存异思想在他的统一战线和外交工作中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周恩来在七大的报告《论统一战线》，就是强调要“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解放后他又强调， “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884年版，第202 页）周恩来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求同存异思想的体现。著名的万隆会议，就是在他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的指导下获得成功的。中英、中法、中美、中日建交等外交难题，也是按照他所提倡的求同存异原则而获得解决的。 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本质上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周恩来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来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团结问题时，不仅注意矛盾双方的对立性或斗争性，而且注意并且特别注意矛盾双方的同一性、统一性。他在保持绝对的、无条件的斗争性继续存在的前提下，突出发挥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创造出“求同存异”这一活生生的辩证法。矛盾同一性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团结和合作上，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9页），以利于革命和建设。他说， “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转引自《周恩来的智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 页）周恩来善于团结、善于解决复杂矛盾和外交难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善于求同存异。 周恩来善于求同存异，首先在于抱着求同不求异的态度。周恩来在1954年谈到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时说：“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对于求同存异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求同的愿望，而是抱着求异的态度，甚至抱着找岔子、图报复的心理，那么势必把事情弄坏，不可能达到求同和团结的目的。1955年万隆会议开幕时，许多人不清楚中国的立场和目的，一些代表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并暗示中国有颠覆邻国的意图，会议面临着有可能分裂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周恩来猛烈回击一些代表的攻击，整个会议将变成一场毫无结果的大混战，正中一些西方国家的下怀。会议的成败看来要由周恩来的态度来决定了。他把原来准备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利用午休时间草拟一个补充发言，一上来就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页）。 周恩来的这种求同不求异的态度立刻驱散了会议上的乌云，人们马上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是真诚地和迫切地要同别的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于是会议马上改变了气氛。 周恩来关于求同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主张“先把双方不同的立场说清楚，然后找共同点”，认为“这才是诚实的态度，这样才能相处下去”。（《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 页）周恩来所求的同是以差异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同。差异和同一虽然是矛盾的，同时又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差异的存在不仅不妨碍同一，相反使它具有活力。形而上学家主张抽象的同一，以为差异和同一是绝对对立的，因此他们在讲到求同和团结时就讳言差异。周恩来反对这种虚假的求同方式，而主张讲求实际。1972年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就是一个先讲清差异，再在差异基础上求同的典型。它是周恩来的杰作。美方原来草拟的公报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希图以此显示他们中国之行的巨大成果。对此，周恩来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如果用外交语言掩盖中美之间实际存在的巨大分歧，伪装观点一致，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相反，公开摆明分歧，就是解决矛盾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505页）中方按此精神准备了一份公报草案，它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开始。中方已经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来填写他们的观点。美方渐渐感到，这种公开摆明分歧，然后寻找共同点的做法，确实会使人感到是真诚的，会使双方的盟友和朋友放心，这样反而会有利于中美之间难题的解决。这样，一个别具风格的上海公报形成了。它的公布，为此后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