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70年代末，我国有过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重点转移，一次是新中国建立后由革命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一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两次战略转移都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这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是战略转移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保证。在这两次战略转移的历史关头，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卓有远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都作过许多重要而精辟的论述，它们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针。 尽管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但他们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的思想、主张却有许多共同之处。而这许多共识，又是建立在相同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学习他们的精辟思想，研究这些思想的共同基础，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 一、周恩来邓小平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一）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因素，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百废待兴，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经济，尽快改善人民生活，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等艰巨任务。这些任务靠谁来完成？除了依靠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农劳动者，还必须有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科学水平、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和管理干部作为建设的骨干。而这样的人才、干部当时却极为缺乏。这时，作为主管国家全面建设总理的周恩来，深感问题的紧迫，多次提出人才、干部（干部也是管理人才）缺乏的严重性。1950年8月， 他在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就提出：“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1951年8月在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又指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当月，在主持政务院97次政务会议讨论学制改革问题时他再次强调：“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2〕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恩来在主持156 次政务会议讨论文教工作时，明确地把人才的作用提到了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的战略高度。他说：“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其它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3〕在此前后（1950年9月和1953年9月）还两次提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0年后才提出干部、 技术决定一切，我们则应从现在起就强调干部、人才的决定性作用。〔4〕 我国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后，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更加突出，这时，周恩来多次向各级干部强调要认清人才缺乏的形势，要尊重人才、合理使用人才，认真改善他们的政治、工作、生活待遇。1955年11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强调：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信任的中心问题是尊重他们。 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集中地阐述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思想，宣布了一系列在政治上、工作上充分信任、支持、关怀知识分子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政策措施。在这次会上，他还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尊重甚至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错误倾向。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重视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因为：（1）他从国家建设的全局出发， 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一刻也离不开掌握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他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又严重不足，这就必须倍加珍惜。（2 ）他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当作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更明确地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些思想，尽管后来受到“左”的种种干扰，但他仍然在1961年、1962年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多次加以重申，始终坚持1956年的论断，并同陈毅等一起在广州会议上再次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以上这些有关知识分子地位、作用和阶级属性的估计，正是周恩来能够始终如一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关怀和支持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怀爱护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他有关知识和人才的论述，不仅与周恩来一脉相承，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把周恩来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构成了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远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实施不久，邓小平同周恩来一样，也明确提出“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要充分发挥现有干部的作用，同时要培养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 〔 5 〕1974年，邓小平复出，协助并接替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和军委工作后不久，就重申60年代后周恩来曾三次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了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逐步把国家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1975年9月，他就强调要发挥科学家和专门人才的作用， 指出“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还驳斥了林彪、江青等人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把科技人员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谬论，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