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毛泽东理想社会模式的经济层面的研究愈益专业化，但也有脱离“本文”的倾向，出现了一些有失公允之处。有鉴于此，本文围绕公平与效率问题，从超经济的角度来审视毛泽东的社会经济实践，以期力求准确的诠释和评价，用以抛砖引玉。 对公平与效率的诗意探索 毛泽东是一位很伟大的诗人，其诗所具有的豪放、雄浑之气，曾使亿万读者为之折服。他作为杰出的革命家的远大抱负，使他在“平天下”的独特经历中，以“普度众生”、福泽万民的博大胸怀，将个人感受浑然融入大众的共同命运和悲欢之中，在事关黎民苍生苦乐祸福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上，表现出了他超越一般文人的思路。 首先，对于公平、平等、正义等的追求，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贯穿其一生的奋斗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基本价值取向。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表现出对不平等的社会的憎恶和对权贵们的蔑视：“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土地革命时期，于戎马倥偬之际，诗人也不时对广大贫苦大众的翻身解放歌之咏之。1929年，红四军一举攻下闽西，建立了大片红色根据地。看到闽西人民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诗人的兴奋之情跃然纸上：“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人民大众公平至上的观点，为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就表达了这一心声。它承袭了古代“人皆可为尧舜”的观点，并把这种人格修养的可能性一改而为现实性，直接把全国人民都看成尧舜一样的圣人贤人，体现了作者对人民大众的人格的高度尊重。这种人民至上的观点，便从人的价值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平等地位。 诗人毛泽东还充分利用诗词所特有的跳跃式的叙事手法，大跨度地进行历史对比，为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辩护，赞颂人民的伟大。在《沁园春·雪》一词中，他历数了那些久负盛名的帝王们后，发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咏叹。在他笔下，秦皇汉武都显得渺小，今日革命之民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对古代史书忽视人民地位思想总是痛感不公，认为“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他把关于古代圣贤的记载视为史家们精心编造的谎言，而把历史舞台的真正主角看作是为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而奋起反抗的一代又一代起义者和革命者。 其次，对高效率的追求，也是毛泽东终生歌咏的主题之一。 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曾在国际国内出现了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南北分立的主张。值此之际，毛泽东一改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迫”的古训，发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号召，鼓励广大将士以最大的效率尽快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 建国以后，随着诗人年岁的增大， 老之将至的紧迫感愈益加剧。 1956年，诗人劈波于长江之上，感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流露出对时光不再的无奈。1963年，在国际关系十分紧张时，毛泽东是在词作中表达了一种焦虑与紧迫感交织的复杂心态：“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于是他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表达了他对力争达到革命事业的最高效率的热切期盼。 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来表达对效率的追求。50年代初，我国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站在赞成派一边，但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工程上马的时机又远未成熟。身为国家领袖的诗人，也只好徒唤奈何，只在词作中勾画出一幅美丽的画卷：“更立西江古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对于这一尚未实现的宏图，作者请来了神话中的巫山神女一道赞叹之：“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在毛泽东诗词中，还表达出效率的提高来自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的观点。1931年春，在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毛泽东欣然写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在他看来，广大劳动人民的高度凝聚力，正是革命事业达到最高效率的根本保证。1963年，他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咏唱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又一次把全国人民的高度向心力，作为达到革命事业效率的最大化的决定性要素。 “诗言志”。毛泽东一生所歌所咏，是其心志的真实坦露。但诗意总是朦胧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模糊性，一旦应用于理性抉择之中，就会产生极大的随意性。过于简约和时空跳跃的特点，又常常使人感到不知所云，难以确切地把握其真实意图，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所适从的情况。这种隐藏着有导致理论和实践混乱的危险。这一方面正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常招致批评的一个重点。不过，以笔者之见，毛泽东对公平与效率的诗意的探索，恰好弥补了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人们过于以经济理性权衡公平与效率，忽视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严重缺陷，恢复了人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主体地位。这样，就为精神文明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中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地位，避免了片面重视物质文明的现象，因而留下了十分可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