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A8 一 周恩来的伟大是举世公认的，无论是就立德还是就立功而言，都是如此。研究周恩来人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无疑要涉及到周恩来人格是在对多种文化主张和思想观念之间进行推求比较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客观过程。然而，在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较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很少在较高层面上广泛地论及传统文化？而且，周恩来为什么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与“旧事物”之间的联系？二是探讨传统文化对周恩来人格的影响，是否会降低周恩来人格的高度并相应地减损其党性的光辉？毋庸讳言，这些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但课题的严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具备正视这些问题的勇气。 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是： 第一，遵义会议以后逐步确立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大多出身于无产阶级，并且基本骨干是创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成员。周恩来既非无产阶级出身，又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况且他所跟从或实际上由他推举出来的党的早期负责人都不同程度地犯有路线错误。故此，虽然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组织原则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不搞唯成分论，不专以一时之过失而责人。然而，党内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势必决定了周恩来政治条件的“先天不足”，最终使得他必须多次地联系自己的出身问题检查早期工作中的错误。这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扩大化。当时出现过严厉指控周恩来的文件，〔1 〕《解放日报》针对性地提出要攻击“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2〕另外还有所谓“红旗党”的问题，〔3〕对他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六周”，〔4〕“处境相当困难”。〔5〕周恩来回顾历史检查自己，“写出五万多字的笔记”， 〔6〕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7〕第二个时期是开始于1957 年的“反冒进”运动。毛泽东在南宁和成都会议上“含糊地指责周的态度是政治问题……只差五十步就成了右派。如果拒不改造，就会犯反党的罪”。〔8〕周恩来对此批评自己“没有摆脱封建、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9〕“我犯了错误，我的思想没有跟上毛主席”， “1945年以前我和毛主席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10〕 除这两个特殊时期以外，周恩来还多次结合自我改造的主题主动剖析自己：“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11〕“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确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挽救了多少犯错误的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12〕“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13〕等等。这些不同场合下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批评固然是周恩来从党性的高度严格要求自己的良好写照，也不乏以己为例带动和团结同志的意图，但不可否认还有出身问题和早期工作经历“塞”给他的复杂的历史负重感。因此，较之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人，周恩来的“先天成分”带给他的只能是实际生存状态下的负面作用。在这种心理状态下，除了那两件已经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以外，周恩来不愿也不能再让自己和各种类型的“旧事物”发生特殊的联系。比如，他抚养和照顾了不少烈士子女却多次说服和劝导自己的堂兄和侄辈离开北京；他亲自给老红军杨立三抬棺送葬却在这不久写信给淮安县委力主平掉自己的祖坟；他倡导保存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旧居以供人参观却要家乡政府答应无论如何不要修理他出生的房屋。对于这些反差明显的事例，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但我们认为，周恩来这样做的其中一个心理动机就是回避与“旧事物”的联系。上举几例中的“旧事物”是偏于显在层面的，另一深隐的层面便是旧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人们注意到，虽然周恩来也讲过“孔夫子的话若是好的，我们也可以引用”之类的话，〔14〕虽然他也就保留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发表过不少的意见，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就是：周恩来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较为零碎的言论基本上发表于外交、政协、文艺界一类的会议上的，而且基本上以毛泽东所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方针作为自己言论的前提。就已公开发表的周恩来著作来看，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他像毛泽东那样在中央高级会议甚至是政治局会议上纵横捭阖地从传统文化中引经据典式的言论，他晚年的藏书也基本上是革命领袖的著作和时论报告。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深隐而曲折的。有论者比较说：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有足够的机会和明显的兴趣，乐此不疲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人格养分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途径”。〔15〕这里所指的“足够的机会和明显的兴趣”或许是周恩来所不具备的，但我们认为，仅仅归因于这两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第二，周恩来人格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形成了自己的特征，这丝毫无损其党性的光辉。周恩来在回答外国记者首先是中国人还是首先是共产党人时，他说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国的共产党人的周恩来，其人格既可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格又可代表共产党人的人格。 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使用人格概念的话，那么，所谓人格就是贯穿在人的认知和行为即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中的心理状态或精神世界。故此，所谓周恩来人格就是由其生命活动尤其是实践行为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精神内蕴。这种精神内蕴可以简单地划分为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质，前者代表人性的光辉，后者代表党性的光辉。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民服务以致于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这既体现了共产党的最高宗旨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学”的最高境界。因此，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周恩来庶几可为圣人；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来看，周恩来是党员中的楷模。无疑地，这位有着传统文化烙印的优秀共产党人给党的队伍增添了光彩。 尽管周恩来背负着历史包袱，不断进行自我批评，自我评价不够高，然而，党内几次激烈的路线斗争事后证明都无法往周恩来人格上泼溅污水，即使是“四人帮”用心险恶地针对周恩来晚年而发动的“批林批孔”尤其是“批周公”运动，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是继1972年重提“伍豪脱党事件”而发动的，其反动的理论基础在于通过歪曲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来比附、影射和污蔑周恩来。在“四人帮”那里，呈现为历史状态的传统文化根本不具备任何客观性，他们不仅篡改了周公旦、孔子和吕不韦的形象，而且非常反动、用心险恶地将两千多年前的史实分成“左”、“右”两块。周恩来成功地促成尼克松访华以达成中美建交，他清除林彪余党势力和抓生产抓整顿，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并成功地“解放”了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这一切都被“四人帮”诬蔑为封建、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和右倾保守主义。只要明了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左”倾哲学，便不难理解在1973年前后把“封建复辟势力”的传统人物与周恩来等同起来意味着什么。那时候，人人皆知周恩来是“大儒”，在报刊上日日遭到贬斥。韩素音细致地分析说：“为什么要批孔呢？只有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是如何迂回曲折运行的人才会懂得，有心要把2400多年前去世的圣人孔夫子挖出来，以代表一切‘右’的东西：传统、教育、保守主义。毛不是在很多场合谴责了孔圣人、赞扬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吗？”〔16〕这里，“四人帮”以孔子等人影射周恩来的中间物便是所谓的“右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