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在长期领导统战工作实践的基础上，阐明了一系列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学说。中国民主党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战对象，周恩来对中国民主党派问题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拟从政党学的视角，探讨周恩来关于中国民主党派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是周恩来考察中国民主党派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早在1948年初，周恩来就曾明确指出，不论是对中国民主党派状况的估量和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制定，还是对民主党派问题的宣传工作，“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1〕。 根据上述基本思想和原则，周恩来提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2 〕这一科学论断具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民主党派的称谓，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社会所认同的，是当时国共两党之外，为抗日、民主而奋斗的党派的总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有十来个党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过各党派自身的调整和联合，形成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他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周恩来确认，中国各民主党派，不管他们的名称为“党”、为“会”、为“同盟”，或者称“社”，“仍然是政党”。因为他们都具有一般政党的基本要素，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高擎着民主主义的旗帜，坚持以反帝爱国、争取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纲领，并逐渐建立起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构成一个完整形态的政党。同时，周恩来认为，中国民主党派从阶级构成、政治纲领直到历史地位和作用，都有别于英、美的传统政党，因而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民主党派，因为他们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他们的政党属性品格均打上了中国国情的烙印。总之，在周恩来看来，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民主党派既有一般政党的基本要素，又有区别于一般政党的特殊品质。这是周恩来考察和论证中国民主党派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一 周恩来认为，中国民主党派是阶级联盟性政党，而非单一阶级的政党。 周恩来于1949年12月在中国民主同盟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一个政党总是有阶级性的。但是认为一个政党只能由单一的阶级成分所组成，这在中国是不够的。”〔3〕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 阶层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政治团体，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都是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世界各国的政党多数也是单一阶级的政党。但是，中国民主党派则是多阶级成分组成的联盟性政党，若以单一阶级成分来衡量他们，那“是不够的”。中国民主同盟“天生就是联合性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走向进步的联合性的政党。”事实上，民盟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多党派的联合体，由“第三党”、民社党、青年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三党三派加上少数无党派人士所组成，在阶级成分上包括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还有极少数劳动阶级分子和一部分封建分子，即使在青年党、民社党先后被排除出去以后，民盟也仍保持着阶级联盟性质。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当然里面还有进步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中上层分子所组成，还有许多开明士绅和其他爱国人士，他们分属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中国致公党，是由华侨和侨眷组成的政党，当然包括各阶级、阶层的人士。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由台湾省籍爱国人士所组成的地域性的政治团体，其成员从民族资产阶级到工农分子都有。总之，中国民主党派的“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4〕所以，周恩来明确指出， 中国民主党派同一般政党一样“总是有阶级性的”，但是，他们又不是单一阶级成分所组成，而是阶级“联合性政党”。 中国民主党派之所以成为阶级联盟性政党，是由中国国情和他们成立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各阶级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发育不全，软弱性和妥协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特质，加之从清王朝、北洋军阀统治到国民党政权都压迫他们，所以很难产生单一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正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和限制，因而又具有强烈地反帝爱国的要求，同时萌生出争取政治民主的意愿，企图摆脱受压迫受限制的处境。但自己的力量薄弱，需要寻求同盟者，这就为民主党派形成阶级联盟性政党提供可能。当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大举武装侵略时，全国各民族各阶级人民奋起抗战，反帝爱国热忱达到高潮，就连依附于其他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也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和行动。就在抗日战争时期，各阶级在抗日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来了，联合起来，组织政党，投入抗日战争，开展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党派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孕育和形成的，绝非偶然。所以，中国民主党派的阶级联盟性质，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民主党派内部也有少数人想搞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企图成为合法的反对党。周恩来针对此种主张，明确指出，在旧中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产生”民族资产阶级单一阶级政党，在新中国“如果搞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必走欧美资产阶级的道路”，“但是这条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被许可的。”〔5〕因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过程中， 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欧美旧式民主，一党在野，一党在朝。”〔6 〕而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吸纳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参加政权，组成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民主党派既然“是一个联合性政党”，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还包括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因此，反映其总体利益和政治主张的政治纲领，必然涵盖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意志。所以，民主党派形成时期的政治纲领，虽然基本上属于旧民主主义的，但又有别于一般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有相通之处。这就成为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基础。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种政治基础不断增强，合作关系日益紧密。周恩来还指出，中国民主党派作为“一个联合性政党”，其中“都有而且必须有进步分子，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7〕历史事实表明， 各民主党派内的进步分子是推动各民主党派政治上不断前进的积极力量，他们在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