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与他的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分不开的。他毕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都充分地显示了他是一个具有深湛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经党强调：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1〕“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 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2〕今天，我们纪念周恩来， 研究和弘扬他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对于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唯物辩证思维方法的活的灵魂。周恩来深刻地指出，一个领导者能否坚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实施正确的领导、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他就立志培养“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3〕， 并主张纠正“物质与精神关系没能分得清楚”的病根，以求实际运动〔4〕。他十分注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强调“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党员才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5 〕后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他又详细地阐述了领导者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6〕， 并把理论与实际密切地联系起来。建国后，他还多次强调“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7〕1961年3月，我们党重新印发毛泽东在1930年5 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时，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讲：“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我们“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8〕1961年2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他把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概括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并指出“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9〕在这里， 他把“真”和“实”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强调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调查研究，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发扬民主。这是他求真务实思维方法的集中体现。 求真务实，必须掌握和遵循客观规律。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十分强调要认清中国的实际国情，认真研究和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更是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在编制“一五”计划时，他反复指出“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还说：“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了热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10〕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在经济建设顺利的形势下，有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人要求加快发展速度，出现了急躁冒进情绪时提出的忠告。在编制“二五”计划时，周恩来坚持反冒进，仍强调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从自己的国力出发。他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是一个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好计划。“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充分证明了这一计划的科学性。 在周恩来看来，搞经济建设，如同搞民主革命一样，既要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反对从主观想象出发。辩证唯物主义者提倡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不尊重客观规律，不从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单凭主观热情蛮干一气。周恩来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就是要求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强调经济建设要根据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正如他在1956年1 月所讲：“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11〕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周恩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是“言行一致的务实主义者”。1963年，在《学习雷锋》的题词中，他特别强调了“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这是周恩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真务实精神的共产主义者。 二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这里所说的联系，是指整体性联系。整体性原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时，从全局出发，看到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和相互作用，看到“整体大于其孤立部分之总和”的统领作用。周恩来高度重视和准确地运用了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反复强调：“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