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他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出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来分析中国的实际。周恩来是卓越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家和杰出的实践者，他的理论工作的特色，就是革命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相结合，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事物，得出规律性的科学理论。 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 周恩来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和倡导调查研究的卓越代表。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到全国解放，我们发扬了这种精神，取得了全国胜利。”〔1〕他强调， 毛泽东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两者是一致的，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 第一，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央实际工作期间，就明确指出：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2〕。 为寻找中国革命道路，他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3〕正是坚持了这条道路，我们战胜了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力量， 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以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肩负着党和国家的繁重领导工作，仍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身体力行，认真做到实事求是。 建国伊始，在1950年8月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 他强调调查工作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4 〕他号召科学家们积极参加这项工作，首先帮助政府搞好调查统计，摸清情况，以便制定国家建设计划。1956年春天，当一部分地区和单位的负责人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刮起盲目盲进风，官僚主义作风也大有增长之时，他通过赞赏昆曲《十五贯》，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认为，《十五贯》不仅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它颂扬了调查研究的作风，宣传了唯物主义思想，对于国家干部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有教育作用。1958年“大跃进”期间，针对当时刮起的“高指标”、“浮夸风”，周恩来指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5〕说真话， 就是提倡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人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这是一个党风问题；鼓真劲，就是要踏踏实实地干，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做实事，就是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周恩来不仅号召全党重视调查研究，而且身体力行，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系统的和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有几次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如：1955年底到1956年初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调查；1958年春天关于长江三峡的勘察；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关于粮食问题的核查；1961年初夏的河北农村调查，等等。 第二，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的认识的途径，实事求是是调查研究获得正确认识的前提。周恩来在论述两者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6〕；另一方面， 他又反复指出：调查研究要存真，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7 〕周恩来要求作调查研究的同志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8〕他自己做调查研究， 就始终贯彻这种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周恩来的《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 是他1961年5月深入河北邯郸农村调查的记录， 他指出：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要求解散食堂、回家吃饭，不赞成供给制，要求恢复高级社的评工记分办法。他的这次调查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及地方负责同志的调查，对于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放宽农村政策，扭转农村困难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周恩来指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对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9 〕周恩来对我国民主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分析，就不只分析直接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分析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揭露它们和我国人民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指出它们是“有分有合”，既勾结又斗争，从而把握其侵略成性的反动本质。对国内敌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分析，不仅指出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分析他们内部各派势力之间“有分有合”的复杂矛盾，并把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同他们区别开来。他对革命队伍的分析，首先指出：革命的“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接着，又指出：“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农民是“最可靠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有它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它的两面性”。〔10〕这就深刻地揭示了革命队伍中各阶级的不同特点和作用，通过这样透彻的分析，从而懂得了“怎样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作斗争。”〔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