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5日，青年周恩来在日本京都岚山春游，写下的诗中有这样几句：|“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1〕对于这几句诗，研究周恩来的众多著述，都认为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喜悦。胡华、王建初早在80年代初就认为，周恩来“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光明’，‘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内心无限的欢欣和振奋。”〔2〕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也持此观点， 书中说：“就在这种‘潇潇雨，雾蒙浓’的艰难时刻，‘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刻理解它，但已在他面前燃起了新的希望，使他感到格外欣喜——‘真愈觉姣妍’。”〔3〕英国迪克·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中， 也持以上观点，认为“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象是给在他脚下这个新世界的一束光明，以及他发现了他是如何幸福。这是在第一首诗中穿云而出的‘一线阳光’。”〔4〕 本来，从一首诗中推断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就带有想象的因素，而数十种著述竟然都持此观点，我认为就值得研究了。可以说，这些推想的判断都是缺乏根据的。周恩来这首诗流露出来的欢快心情确实能表达出他某种政治思绪。这种思绪，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民主主义。我们通过周恩来写这首诗之前之后一两年的思想轨迹，完全可以得出一个较公允的结论。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我们从众多的材料中，还可以看到日本时期周恩来的其他心理因素。 一、周恩来从多元的庞杂的政治思想净化为一元的民主主义思想 1914年至1919年春，是周恩来在沈阳读书、天津读书、日本留学的三个时期。这几年的中国社会，正是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独裁统治从开始到覆亡、继之军阀混战不休的几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也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发展的时期，各种新思潮像雨后春笋般在中国扎根成长。作为一个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周恩来，一方面忧国忧民、伤时感怀，另一方面又以惊人的毅力吸收着各种思想，以期救国。 周恩来曾有教育救国和储金救国之行动。如1915年6 月他曾在天津救国储金团第二次会上发表过激昂的演说，他的讲话曾被一阵阵掌声所打断，可见他对这些活动的执著。对周恩来影响最深的政治思想，并非以上这些，而是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 青年周恩来的“军国主义”是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陆海军，以此与列强并雄，否则必任人宰割欺凌。1915年，他这一思想就体现得很充分。在《海军说》这一作文中写道：“军盛则国强，军衰则国弱，斯人人所奉为公理，百验不磨者也。”〔5〕他并进一步论证， 要想成为执世界牛耳的国家，保卫和平，非建立一支强劲的海军不可。 他也曾主张贤人政治。青年周恩来在国家多难之际，希望出现一个登高一呼，万民景从的英雄，借以使民族有一中心，使国运强盛起来。1915年冬，周恩来在其作文《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陈述了强邻交逼、国人昏昏的境况，追忆古代刘秀、宋太祖等英雄人物，呼吁，“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6 〕周恩来渴望着大英雄出世的心情，一直萦绕着他那颗救国之心。1916年，江苏淮安中学出版的《中学》刊物，刊有两首咏韩信钓鱼台的诗，前一首叹惜韩信没有功成名退，后一首却唱道：“谁知一掷渔竿后，忽地淮阴有伟人。”周恩来评论道：“其气壮矣，然较之前者，不啻上下床之别。”〔7 〕这里也体察出贤人政治的思想。在他《项羽拿破仑优劣论》的作文中，提出了两种英雄，一种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一种是造出时势的英雄。“二者相侔并举，以演成世界之进化，物质之文明。”〔8 〕他在这里主要赞扬的是造出时势的英雄。他认为，“设世无拿氏，法兰西革命，决不至迁延若是其长。而欧洲各帝国，亦必攘臂以助法王，回（恢）复旧业，使美之共和，不稍存于欧土，则十九至二十世纪，亦犹前之黑暗，又何至有新文明哉！”〔9 〕这里我们不必苛求周恩来头脑中没有树立一元唯物史观，只能看其追求社会解放的可贵思考。 周恩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沈阳读书时就有萌芽，他读了许多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从中汲取了这方面的营养。在南开，接触这方面的书籍就更多了。维新派、革命派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都读了一些，1915年，周恩来在短文《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中谈了他对共和政体的看法，论述了君主制元首和共和制元首之不同，以及共和制的理论渊源、权力之间的监督这些问题。1916年10月，他又在《中国现实之危机》的讲演中，用民主共和的原则分析了中国的事实，这说明周恩来已经能用一些民主知识解释一些社会现象。 从上述可见，青年周恩来救国思想是复杂的，他自己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来。本来他对共和制度有些向往，而现实假共和又促使他欣赏“军国主义”、“贤人政治”，以及教育救国、储金救国等。从总体上来看，他对贤人政治更亲切一些，是以贤人政治为主，杂以其它学说为辅的庞杂的政治哲学。 到1918年春，周恩来政治思想却有了明显的变化。 这一年的2月份， 他在苦闷彷徨之中看了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杂志，就好似发现新大陆那么高兴。他在15、16日两天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无限喜悦的心情，早晨看，晚上回来又看。他对《新青年》宣传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10〕在国内他也看过《新青年》，远远没有这么深的体会。因前几年接受和积累的政治思想太繁杂了。除旧布新，通过重读《新青年》，得到一种净化、宁静。他写道：“收练了几天，这个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错，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11〕2月17 日的日记更进一步说明了他喜从何来。“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以前的一切事体都看成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法国女优倍那儿常说自己是小儿，我今天借用他这句话，我看我自己现在实在是小儿了。哈哈！”〔12〕这些记述，似乎使人看到了一个活灵活现充满自信、充实、满面春风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