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初步确立始于遵义会议。对此，邓小平说得十分明确：“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之所以这样说， 就在于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遵义会议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周恩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周恩来是党内最早肯定和宣传毛泽东及毛泽东主张的人。他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当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还未被党内许多人接受时就挺身而出肯定、宣传和扩大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影响。 毛泽东虽是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大革命时已表现出高超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但并未被全党所认识、共产国际所注重，在党内的职务并不高，直到“八七”会议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党内的影响不大。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在远离大城市，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不要说毛泽东在全党会有很大影响，有些党员只知一个“朱毛”红军，连毛泽东的名字也不知道。加之此时毛泽东又提出了马列书本上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又找不到的“奇谈怪论”，虽然这些“奇谈怪论”，已被实践证明是真理，但在传统思想的束缚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全党认同，有时甚至还被当作错误进行批判。因此，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仍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认识毛泽东，宣传毛泽东及其正确主张就成了中国革命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周恩来勇敢地挑起了这一重担，周恩来与毛泽东相识于大革命中。大革命中毛泽东所表现的远见卓识使周恩来深表敬佩，他把毛泽东当成自己的兄长与导师。因此，土地革命初期，尽管毛泽东处在被批评的地位，而已是党中央常委的周恩来始终没有看轻毛泽东，在毛泽东处境困难之时站出来肯定和宣传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如1929年3月， 他就向贺龙宣传毛泽东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工作经验。他介绍说：“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参考。”〔2〕特别是同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支持了毛泽东关于革命道路和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思想。他明确地指出，从你们过去艰苦的经验中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周恩来还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不选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等错误处置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3〕 上述众所周知的两个文件，对后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它使毛泽东的名字和主张由“山沟”飞到了其他各处党员之中；其次，它促进了毛泽东理论的发展，如“九月来信”，就为毛泽东初步形成党的建设理论和革命道路理论奠定了基础；其三，它确保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使毛泽东施展其才有其舞台，为其成为党的核心领导者预备了阶梯。 二 周恩来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忠实保护者，在土地革命战争的中期，当毛泽东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打击时他为保护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保住了毛泽东的地位。 30年代初，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后，先是对颇有实力的红一方面军领袖毛泽东予以拉拢，继而是对“不听话”的毛泽东实施打击。30年代初，可以说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困难的时期。因此，保护毛泽东是这一时期的一项艰巨任务。 周恩来挑起了这一重担。1931年12月，周恩来进入江西根据地后虽然对毛泽东也作过批评，批评既有善意的，也有违心的，但他对毛泽东仍是十分尊重的。如，1932年7月， 当他得知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提议自己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他马上领衔签署建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当中央局后方成员仍坚持要他兼任时，他又以个人名义作了陈述，说：“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作战，须尽量使他发挥。”红军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由于周恩来的坚持， 毛泽东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土地革命中期，周恩来除了极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外，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则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毛泽东。如，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也是被批评的对象，处境也不好，他仍极力维护毛泽东。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央局后方成员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后方中央局成员提出的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的主张，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供选择的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5 〕宁都会议虽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不同意他负指挥战争全责，由于周恩来的坚持，朱德、王稼祥的支持，最后不得不同意“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 虽然在此时期，毛泽东仍没有逃脱受打击，排斥的厄运，但周恩来的维护是真诚的，尽了力的。周恩来的做法引起了犯“左”倾错误领导者的不满，指责他“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犯了“调和主义”〔6〕错误。正由于周恩来犯了这一“错误”， 才保住了毛泽东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力，为后来站出来挽救红军，挽救党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