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十四章《1949年前的毛泽东思想》，系由美国学者斯图拉特·R·施拉姆所撰。在这篇约6万字的长文中，施拉姆秉承了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两位主编为该书确定的总体思路，将视角集中于“中国传统”诸因素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这个方面，导出了毛泽东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传统”的保守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的实用因素相折衷的产物，带有明显的“非正统”和“异端”（对马克思主义而言）色彩等错误结论。而这些结论，又为该书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共政权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结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施拉姆在本书中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本文拟结合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背景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就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思想具有“传统的”、“保守的”的倾向，为论证自己的观点，施拉姆的研究追溯到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他立论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和《给黎锦熙的信》这两篇文稿。在论述《体育之研究》时，施拉姆说：“这篇文章只向我们展示了毛对中国命运的关心，它只字不提改良，更不用说革命了”，“文章从古代经典及其注疏中，援引了20多条引文。其中有12条是儒家训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2条儒家训条中，有11条称得上是《四书》的精髓”；在谈到《给黎锦熙的信》时，施拉姆提出毛泽东这一时期“真正佩服的近代人物，只有曾国藩一人”，他还特别引述了毛泽东“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句话，来强调毛泽东传统本位的思想倾向。 笔者认为要正确评估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倾向，以及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传统对毛泽东的影响，我们首先要对“传统”这个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施拉姆的有关论述表明，在他的思想意识中，“传统”似乎是一个简单笼统、一成不变的概念，是一个与现代文明截然对立的范畴，“传统”一词所涵盖的一切因素都是与现代社会不相兼容的。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十分偏颇的。固守这种认识去研究和论述历史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要么导致“历史传统决定论”，要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我们认为“传统”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加以分析的历史范畴。构成“传统”的诸要素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传统”常常同时包含着保守和进步两种倾向。就中国传统而言，其中既有以“君权神授”、“君臣父子”、“天不变道亦不变”等观念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传统和封建伦理道德传统的糟粕，也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从道不从君”的批判现实的传统，“经世致用”的务实治学传统等积极的内容。因此，我们与施拉姆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个分歧，不在于“中国传统”是否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影响，而在于究竟是传统中的哪些因素对他产生影响，这些影响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与施拉姆关于“传统”概念的第二个分歧，是“传统”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即“传统”的形式是否必然体现“保守”的精神？施拉姆在论述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倾向时，非常重视毛泽东早期论著的行文用典风格，并把这看成毛泽东倾向“保守”的论据。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利用传统的形式和词汇，赋予其新的内容，表达进步的思想观念，这是中国近代自康梁以来形成的一种学术风尚，这说明在新思想、新观念尚未真正形成体系之前，人们受到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不得不借助一种曲折隐讳的方法（如托古改制等）为改良和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但既然有改革现实的真实意愿为其主旨，我们就断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复古倒退，而应给予积极的评价。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启蒙家严复，论著译著均用古文，但我们断不能说他翻译的《原强》、《原富》、《法意》等西方论著所传达的是封建意识形态的信息。 毛泽东早期的两篇文稿也正是如此。这两篇文稿都用文言，都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但是其内在的精神却是积极进步的。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表露出的“动尚”、“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宇宙观，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静”的正统观念的根本否定。这篇文章能够在《新青年》这样激进的刊物上发表，也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思想倾向是合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的。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更是充满对“传统”的反叛精神，他直言坦陈传统旧学的种种危害，用词造句无所不用其极：“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施拉姆的论述只字不提这些内容，而专注于文章的形式，不能不说他对两篇文章的读解是非常片面的。 对曾国藩的崇拜，是施拉姆论证青年毛泽东倾向“保守”的另一个重要论据。但是通过全面分析毛泽东的早期活动和思想，笔者认为施拉姆恰恰忽视了另外一些现象。如果说在读私塾时毛泽东主要对《水浒》中的英雄人物心驰神往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广泛接触新学以后，特别是在他读到《世界英杰传》以后，他也曾经对拿破仑、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产生强烈的仰慕和憧憬之情。施拉姆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笔者认为，对名人的崇拜是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崇拜的动因可以是名人的人格和事功，也可以是对名人政治价值观的认同。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的有关言论表明，他对曾国藩的崇拜并不是源于曾国藩具有特别保守秉性，而是由于曾国藩曾经取得了平定“洪杨”之役的军事成就。因此，如果施拉姆要以“伟人崇拜”现象论证青年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功利意识，尚且说得过去，但要借此现象证明青年毛泽东的传统保守倾向，则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