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大发展的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腾飞，城市极大地吸收了来自第一产业的人口。有位外国人却惊奇地发现，与世界发展趋势相反，“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1〕 将波及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家庭的1700万知识青年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对历史的一种悖动。关于这一点，事实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接纳了农村数千万人的剩余劳动力。到本世纪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两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要流入城市，这代表着现代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向。不将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相反却要由政府出钱将大量城市劳动力送往农村，其结果必然是扼制现代化进程。中国一定要走向现代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任何人为因素的结果。然而，在选择如何进入现代化上却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探索时期的思想闪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如何把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探索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这个总路线是根据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提出的。列宁指出：“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3〕而要实现工业化，除了广大的工人外，还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由于忙于政权建设，对知识分子重视不够，除了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外，很多地方的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合理使用。1952年底.我国每万人口只有7个半科技人员，就是这样少得可怜的科技人员还存在着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等问题。据北京、天津、广州等128个城市统计，竟有3005个高级知识分子失业。为了解决这种状况，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等同志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他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他特别强调：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了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5〕 为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作用，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主张，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6〕尽管这个方针仅对艺术和学术而言，并未涉及到政治、经济等领域，但它仍然吹出了一股较强的民主之风，这对于调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八大”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思想。他说：“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7〕 尽管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但他更关心的是变更生产关系，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因此他对“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采取了保留态度。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客观的分析：“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8〕 对于这样的状况，毛泽东并不满意，他担心由于过渡时期的大大缩短，而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因此，他要求：“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9〕 对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提出质疑 然而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很快就被毛泽东所推翻。1957年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0〕为了纠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说法，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11〕同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在运动中中共中央专门下达了《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这样，划右派的目标便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为除个别人外的所有右派平反。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澄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他分析：“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断定：“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12〕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与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反而从小资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