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赶超”思想产生于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中期。1955年，随着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毛泽东便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1〕毛泽东“赶超”思想由此出现萌芽。而促成这一思想直接产生的，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发展，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壮大。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系列国家，原来的经济力量都相对薄弱，于是，革命胜利以后，他们都把经济上赶超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普遍现象。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又岂能例外呢？中国不仅要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要赶超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就是美国。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要用10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提出，我们要用五、六十年的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毛泽东“赶超”思想由此产生。这一思想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为便于分析，作者依据其变化的先后，将毛泽东“赶超”思想依次划分为初期阶段、发展的第一阶段、发展的第二阶段和成熟阶段等四个不同的阶段。从1955年10月到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前，这是毛泽东“赶超”思想的产生初期阶段。 毛泽东“赶超”思想的产生是必要的。因为建国后，新中国处于资本主义的全面封锁之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于是，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努力赶超发达国家水平，极大地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毛泽东告诫我们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2〕所以，我们必须牢记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沉痛教训，并以此作为我们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中国早日富强起来。 初期阶段的毛泽东“赶超”思想是客观的。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第一，赶超对象确定为美国，具有可比性。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同美国的自然条件差不多，资源也丰富。然而，中国拥有比美国多几倍的人力资源，且中国搞的又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更高更快地发展。所以，中国赶超美国，不仅是必要的和完全应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可能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第二，赶超时间估计为“10到15个五年计划”或“五、六十年”，这也是比较慎重的。作者认为，这个数字并不等于一个确切的时间界定，而应代表一个长期性的说法。对于这一点，我们又可以从这段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找到依据。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3〕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共八大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须要50到100年的时光。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又是一个穷国，没有长期的奋斗，中国要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现实的。所以，毛泽东又指出，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得分几步走才行。也就是说，大概有个十几年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五十年就可以勉强象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要富强起来，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应该说，初期阶段的毛泽东“赶超”思想是与这种认识基本趋于一致的。第三，从这段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来看。正是在毛泽东“赶超”思想鼓舞下，全国人民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虽然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情况，但党中央及时注意纠正，并且，这段时期，被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重点转移的中共“八大”得以召开，“八大”作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正是由于指导方针正确，标志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这一切，是与初期阶段的毛泽东“赶超”思想正确性是分不开的。 二 此后，毛泽东“赶超”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根据这一思想发展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变化，作者认为，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到1960年底国民经济调整之前，这段时期是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从1961年初国民经济开始调整，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的完成，这段时期是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 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不正常阶段，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跃进”时期。这一阶段是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开始的，反冒进不断地受到批评。毛泽东既然反复地批评反冒进，他当然赞成来一个比较大的“跃进”了。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国将用15年时间赶上英国。这一口号的提出，促使赶超“气温”骤然上升。1958年5月，根据毛泽东建议，八大二次会议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6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8月，北戴河会议又认为，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就可以超过英国，超过美国也不要15年，7到8年就行了。1959年底，在所谓的“反右倾”路线指引下，毛泽东仍然提出：在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我国工业产品以比十年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这就是毛泽东“赶超”思想发展的不正常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60年底国民经济调整之前。这段时期的“赶超”思想就是一种“大跃进”思想。它突出地说明，毛泽东这段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仍然认识不足，也说明了毛泽东这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幼稚性。因为，这段时期的赶超思想，无论是从其口号的提出，还是到内容的选择，抑或是其指导方针的定位，都是错误的。而且，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效果，更是令人感到痛苦。首先，我们来看其口号的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毛泽东在极其冲动的情况下提出的。1957年11月，当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时。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准备用15年时间赶超美国。赫鲁晓夫的“赶超”发言对毛泽东的启发很大，毛泽东认为，苏联有这种雄心，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个壮志？当然，“老大哥”敢同美国较劲，那么，中国也可以找英国进行比赛。“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便是在此种情况下提出的。可见，这个口号的提出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强烈的主观色彩。然而，当时并没有谁对这一口号提出异议，这便成为赶超“气温”一再上升的主要原因。赶超时间的急剧缩短，简直离谱得近乎玩闹剧的味道，它直接造成了实践中的超高速度、拔高指标、大放“卫星”，浮夸虚假等恶果。其次是赶超内容的确定。毛泽东只是片面强调钢产量的增长，认为只要中国的钢产量赶上或超过了英国（或美国），就等于中国赶上或超过了它们。这种认识是极其片面的。因为，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决不只是要求在某些产品的产量方面，而是要求在整体的水平方面，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等综合国力，GNP和人均GNP占有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等等。然而，毛泽东却坚持自己的片面认识，并在实践中掀起了一个“一切为了钢铁元帅的升帐而让路”的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再次，这段时期的“赶超”指导思想的定位是错误的。我们发现，毛泽东“赶超”思想的发展呈现不正常状态，是从批评反冒进开始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反复批评反冒进呢？因为，毛泽东认为，冒进是发动群众的，是轰轰烈烈和高高兴兴的，所以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是给群众热情泼冷水，“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冷冷清清和慢慢吞吞的，所以，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这种对反冒进上纲上线，“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才有了一个理论基础——既然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大跃进”应当更是马克思主义的了。可见，这种指导思想的定位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