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党内外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的贡献，甚至进一步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更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坚持这些错误。在与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党内一枝笔”胡乔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和1980年，胡乔木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根据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和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指示精神，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思考，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大部分反映到了上面的两个文献之中，例如，对毛泽东思想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的科学概括等等。这些成果对于回答新时期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或者说坚持毛泽东思想都坚持些什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然而有些观点，虽然其精神反映到了上面两个文献之中，但从字面上很难看出。这些观点是：
（一）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指要客观地承认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即承认他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林彪、“四人帮”煽动的对他个人崇拜的狂热；承认他以自己的权力和威信，取代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承认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错误看法愈来愈发展，并“把过去的阶级斗争，盲目地引用到新的时期，不但引用到新的时期的社会上，而且引用到新的时期党内来”，长期进行扩大化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阶级斗争，造成社会的动乱和经济发展的动荡；承认他“冲动”、“荒唐”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承认他有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倾向和对马克思主义一些观点的误解。其次指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抹杀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的伟大历史功绩，客观地承认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立下的不朽功勋，即承认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用他百折不挠的努力，用他的远见，领导了红军，领导了土地革命，创造了革命根据地；在长征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以及在这以后，使中国革命由非常困难的情况一步一步地走向最后的胜利；承认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作的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和党的八大前后的探索；承认他在60年代、70年代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的外交工作的新决策，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天地。再次指我们不能把建国以后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一古脑地堆在毛泽东的头上。“毛泽东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同时“所有的错误，党都要负责任，不能说党不负责任”。譬如，“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扩大到党内来，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并不是说只有毛主席是犯错误的，其他的人是正确的，不能这样说，这样说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央作出扩大化的估计，“也是根据许多地方的反映，这是客观事实。这些地方的报告现在还存在中央档案馆，是不能修改，不能否认的。”“另外，对于国内国外实际情况研究很少，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很少，这不能说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整个党中央，以及我们整个党都应该承担的责任。”
（二）评价毛泽东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全大局。
所谓顾全大局，就是我们批评毛泽东时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要有助于党的团结，不要“以为今天把毛泽东搞得愈臭愈好”。1979年9月17日，胡乔木向在京中委和候补中委作关于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起草情况的说明时指出，对毛泽东怎么提，“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现在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就是在整个讲话中不对毛主席提任何直接的批评……不过暗含着一种批评。采取了这个写法，并没有混淆历史上的是非，并没有在这里说混淆是非、颠倒是非的话。但是对不少是非问题没有提出一个很明朗的说法，并不等于把这个问题搞糊涂了。实际上大家看了这个稿子还是会看到什么事情是做得对的，什么事情是做得不对的。在原则上把是非分清了，仅仅在责任上没有作具体说明。这在今天的条件下，为了党的团结，为了大家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搞四个现代化，不要在历史问题上发生严重的争论，这样的写法，我们起草小组的同志认为比较妥当。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也认为比较合适。”1980年9月21日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针对有些人提出要赶快出毛泽东全集，应该把毛泽东的作品都照原样编出来，以便于大家来批判时指出：“我们现在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毛主席的批判是够严厉的了。以为今天把毛泽东搞得愈臭愈好，这究竟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究竟能够适合于什么人的利益？的确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
（三）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毛泽东晚年“是空想的革命家”，“是革命加空想”，他一方面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又要不间断地进行幻想的所谓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他这一矛盾心理的集中反映。林彪、“四人帮”“是假革命即反革命的阴谋家”，“是假革命加破坏和阴谋”，“他们只想把一切搞乱，乱得越彻底越利于他们夺权”。其次，虽然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起，“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并导致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但是，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有不容抹杀的功劳：“第一，毛主席基本上维持了解放军。解放军尽管有林彪、‘四人帮’的捣乱，也难免犯一些错误，但是毛主席维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非常大的功劳，这是非常显著的事实。如果不看到这个事实，那是太不公正了。第二，他基本上维持了国务院。国务院是个小岛，不管它工作怎么困难，犯了多少错误，维持这么个小岛是很不容易的。维持了一个国务院，这对全国人民，对中国这整个十年，关系是很大的。有了国务院，经济工作毕竟还能够进行，还有领导，不管这个领导犯这个错误那个错误，这都是小事。毛主席基本上还勉强维持了党的统一，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虽然毛主席搞出两个司令部，但是，他也并没有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统统开除出去，实在说，他也没有这个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多久，他就把‘走资派’改成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这句话挽救了他，这就是毛主席自己下台阶，不然，毛主席也没法下台。毛主席并不想把这个党分裂，他讲了很多，说我们的党分裂不了。在这方面，他跟林彪、江青这些人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