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能力”作为语言学专门术语由乔姆斯基在1965年提出,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概念虽然经历了从language competence、language faculty到language capacity的变化(Chomsky 1965,1977,2016;Berwick&Chomsky2016),但其对人类独有的生物遗传的语言能力的探索,使得语言能力成为语言学、认知科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集中关注的核心基础问题。就在乔姆斯基提出“语言能力”后不久,Hymes在1966年提出交际能力概念,并得到Bachman等语言教育学派的支持,形成了当代交际功能为背景的语言能力概念(Hymes 1992;Bachman 1990)。此后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这种来自人脑机能的满足人们交际功能的语言新概念——语言能力登上了语言学的舞台,语言能力逐渐由理论探讨演化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种重大需求(张强和杨亦鸣2013,2016)。江苏师范大学语言学团队一直关注人类普遍语言机制理论发展,追踪语言能力相关的脑科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研究的最新进展,于上世纪9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神经语言学研究,关注人类语言能力(language faculty)的形成与发展,并于2012年与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联合发起成立了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最早对当代语言能力概念进行全面构想,提出将语言能力分为个人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三个层面,并凝练为五个科学问题,以满足国家文化软实力、科技硬实力及现实与网络的语言安全等建设和提升三个方面需求。在此基础上全程参与策划并筹办了2014年于中国苏州召开的“世界语言大会”(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江苏省人民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大会主题为“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将全面的语言能力观推向世界。 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各项重大战略的提出实施,“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越来越走进人们的视野核心,成为语言能力中备受关注的部分。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概念早期的提出存在两条发展线索,一是以李宇明为代表,来源于语言交际功能、语言作为资源及语言规划的观念,发展出国家语言能力观;另一条线索是以杨亦鸣为代表,来源于人脑语言能力机制的研究,并密切关注其发展变化和相关科学领域的进展,通过对语言能力的全面构画,发展出国家语言能力观念。同时也有国内学者从语言安全(如赵世举、戴曼纯、黄德宽等)、语言资源管理(如魏晖等)、外语战略与外语教育规划(如戴曼纯、文秋芳等)诸方面开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以上学者及其研究共同开创了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新局面。 相较而言,学界当前对语言能力的研究较为充分,不仅敏锐地捕捉到近年来语言能力的内涵和外延的巨大变化(杨亦鸣2016),对语言能力的性质和结构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参见张强和杨亦鸣2013)。而对于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在概念提出之后,学界虽多有涉及,却往往局限在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规划和建议等实践研究方面,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性质和构成等基础理论问题关注较少。究其原因,一是前者满足了当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急需;二是国家语言能力性质构成及影响因素等较为复杂,很难一下子得以厘清。而日益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对国家语言能力相关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分析国家语言能力性质、构成和面临的任务。 2 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提出及理论构建尝试 1993年,美国国家外语中心①的学者Brecht & Walton最早从国家需求和满足需求的能力角度完整地提出“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概念,他们将这种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应对各种原因产生的特定语言能力需求的能力,包括创建当前没有提供的或是没有广泛提供的语言教育的能力”。同时指出这种国家能力还应该能够应对长时的或者变化的国家需求。该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语言教育填补美国“平常较少教授的语言”(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LCTL)的语言能力不足,应对和满足这方面的国家需求。文章提出应当迅速启动相关政策规划,以保障国家具有可以提供LCTL语言能力的语言教育能力,这一规划可以为美国国家创立全新的可持续的LCTL教育战略体系。报告首次界定了LCTL的国家需求(national need)与国家能力(national capacity),完整提出了他们的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概念,并对当时美国的语言教育和语言教育能力进行了简单评估(包括国家语言教育能力的提供部门等),同时概述了提出的LCTL教育架构设计等。究其实质,这里的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外语能力,或者说是英语之外的语言能力(Brecht & Walton 1993)。其后,Brecht & River(1997)进一步论述了国家语言需求和联邦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支持,从新世界格局出发分析了国家政治、军队、社会、经济对外语能力的需求,同时分析了高等教育法在满足国家外语能力需求方面发挥的作用。文章述及的仍是上文的LCTL,如果说上文还是在国家语言能力的表面下谈LCTL能力,该文就直接在国家语言能力标题下讨论外语能力需求,更加印证了其外语战略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