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20)01—0018-7 在全球化时代，大众传媒机构借助信息传播技术，通过对劳动关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两个层面的改造，得以深度干预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转型过程。与此同时，新的文化传播形式正在不同主体之间展开：它们不再是跨时空的文化交换，而是跨主体的文化转型。这一变化趋势在2016年以来世界进入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为特征“新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更为凸显。原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已经无法含括全球社会与文化之变局，需要将其升级为“转文化传播”这一全新的概念维度上才能得以准确把握。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新全球化时代正在见证三个同步发生的文化演进历史时刻：其一，在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技术已经穿透了物质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各环节，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型塑”作用，各类媒介与平台日趋“场景化”甚至于“前景化”；其二，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日趋固化、媒体高度饱和的全球传播格局下，在文化接受和观念塑造方面，人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一个“同步的世界史时刻”；其三，在人类将其对世界的认知纳入到自我身份与认同建构的过程中，或将自我意义投射到世界主义范畴的过程中，文化也不再是历史循环逻辑下的“自我繁殖”，而是在相互碰撞与激荡的过程中持续进行的“转化式繁衍”。这些彼此同步又相互并行的历史轨迹都共同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新的历史条件宣示着全新的文化观念的形成，我们需要在新的知识范畴中理解文化与传播的全新模态。 本文从对既有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反思切入这一议题。首先，本文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梳理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在进行史论交叉分析的过程中厘清该理论用于阐释当代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局限性，进而引出转文化传播这一全新的理论维度和方法论框架；其次，本文将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知识谱系中勾勒出转文化传播理论的核心概念体系、方法论基点和认识论前提，在论证转文化传播在理论层面的对话性和延展性的同时，突出历史学研究中的“媒介转向”，以及传播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转向”两个重要的学术史发展脉络；再次，本文将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层面，对转文化传播理论展开深入评析。同时，还将结合当代史语境和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演进脉络，尝试在“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新全球化大潮来临之际对转文化传播理论在中国的再语境化以及中国学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方向性建议。 一、绘制“转文化传播”的知识地图 自“二战”结束至今，跨文化传播一直是我们用以理解自身与他者之间文化传播关系的核心观念。在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建构中，跨文化传播学逐渐发展出一套庞杂多元的知识体系。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生产方式、劳动关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的不断演变，这一整套关于异质文化间沟通和交往的学说正在逐渐失去其理论阐释力。 (一)媒体与全球化：跨文化传播的知识社会学 “跨文化传播”对应的英文名称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更为准确的翻译是文化间传播。它以传播学为核心，整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理论架构和实践成果，并在二战后蓬勃兴起的美式全球化的进程中得以成熟和普及。按照西方传播学界普遍认可的界定，广义的跨文化传播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领域：一是探讨不同文化模式和特征的“比较文化研究”；二是以探讨人际和组织传播为核心的狭义的“文化间传播”；三是以探讨国际关系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国际传播”；四是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播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发展传播”。① 作为一门探讨不同文化间传播与交往过程的学科，跨文化传播旨在解决建立和巩固以“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为主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社会和文化挑战，其“问题意识”紧扣于其理论建构和实践落地的各个步骤当中。具体而言，首先是将世界各地的文化政治以民族国家的方式进行识别，在文明等级论的理论包装下，非西方地区被界定为“文化盆地”或“非历史的蛮荒之地”；其次是通过资本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推动美式价值观和现代性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接受和普及。 显然，跨文化传播从学科创立之初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所说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烙印，②从而导致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重大局限。在2016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后，这些局限性日趋凸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现实政治层面拒绝对社会主义、非基督教宗教文明以及原住民文化等另类文化形式的认可和接纳；其次，将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阶级冲突包装为“文明的冲突”，从而将变革矛头从结构性生产关系的改造，转移到文化认同和身份政治层面；再次，尽管跨文化传播学中的批判取向指出了文化帝国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蔓延和宰制逻辑，但是对这一过程单向度的把握，实际上遮蔽了作为反抗力量的被支配方的能动性，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复杂的转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