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20)01-0089-08 贫困自古以来就是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受气候变化和资源分布影响极大，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已提出“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的保障民生思想。儒家宣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的仁爱理念，试图通过均田限田、轻徭薄赋实现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从人类同贫困做斗争的历史来看，反贫困思想的主旨可概括为减少贫困、减缓贫困和消除贫困。20世纪以来贫富差距日趋拉大并固化，发展中国家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饥饿、疾病、就业等问题。新时期的反贫困思想已不局限于对贫困地区提供物资救济，更蕴含着如何帮助贫困地区实现长久发展的理念。回顾学术史，20世纪80年代以前贫困问题的讨论囿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剥削理论的解读，理论突破不大。改革开放后学界广泛吸收西方发展理论，从经济增长、政策制定、制度文化、个人权利等多个角度展开研究。近年来有学者陆续反思中国的反贫困成效，比较研究中西贫困理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本文试图对新中国反贫困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整体考察，探寻其内在的演进逻辑，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建设提供借鉴。 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反贫困思想：坚持共同富裕道路 (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农村反贫困理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因连年战争遭到严重破坏，政府采取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恢复经济生产方针，其结果是农村生活条件尚不能满足温饱需求，大量贫困人口聚集。对此，毛泽东提出把共同富裕作为农村反贫困和农业发展的奋斗目标：“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3]早期的反贫困思想着力形成一套以农村公有制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 毛泽东认为，社会制度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与生产技术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是紧密结合的，中国的情况是人口众多、耕地不足、时有灾荒、经营方法落后，只有联合全国大多数农民，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毛泽东认为合作化运动是农村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前提，没有集体合作的制度建设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政策实施方面有较多的理论研讨：一种观点主张政府只执行农产品征购计划，不执行农产品生产计划；一种观点主张国家对重要农产品实行计划管理，其他农产品可根据社队计划合理调整；一种观点强调积极发展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等多种经营，从临时性的收益快的副业项目入手进行长远性的多种经营的基本建设。 正确处理农业和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是农村反贫困理论的重要议题。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后，理论界首先要解决的是工业和农业的规模配比问题。有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规模要由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原料、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决定。有论者将工业进一步细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在轻工业内部要注意农产品加工工业和工业品原料加工工业的比例和消费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的比例。其次要充分考虑到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工业支援农业无甚异议，在支援方式上，一种观点主张工业在机械、设备、动力和能源等技术方面要支援农业，在形式上遵循计划性和等价交换等原则，另一种观点主张重工业应增加用作轻工业原料、材料的重工业产品数量，特别要为轻工业部门提供新品种工业原料、材料的先进技术设备。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反贫困理论重在制度建设，并且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影响，对农村经济的客观状况认识不足。部分学者注意到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他们认为，经济规律必须重视，但绝不能盲目运用规律，经济规律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他们也试图纠偏，要求深入农村实际开展经济理论工作，系统详细了解农民群众思想和农村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公有制完善意见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内反贫困思想的参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的相关经验：私有制是一切贫困的根源所在，解决贫困问题唯有废除私有制。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途径即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制定“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农村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但现实的复杂性让理论应用出现了许多不同意见。 计划经济是全国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如何实施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讨论的第一个焦点。普遍观点认为，全国性的经济计划取代商品交换后，不必再进行经济核算。当时有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取消经济核算，以顾准最为典型。顾准凭借早年从事会计工作的经验鲜明地提出经济核算可弥补计划经济的不足。他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是计划经济范围内的经济核算。这是与资本主义‘经济核算’的基本区别。”[4]在他看来，经济计划应指全局性、关键性的计划，作用在于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各个生产企业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调节生产与分配，最大化提高劳动生产力。他主张用货币作为核算单位，货币可以反映产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企业间成本和纯收入的差异，为经济计划的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