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亚光,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沈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在中国大范围传播,其经济学说亦随之受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领导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引领时代潮流,通过发表文章、编辑刊物、参与社团、公开讲演以及讲授课程等方式向青年学生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做出开创性贡献,并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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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 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6-0016-08

      近代“西学东渐”,欧美经济学在中国经历“学术移植”过程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亦经历类似过程。192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全面传入中国,其经济学说随之在中国传播。在这波浪潮中,北京大学位于前列,李大钊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首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北大“工作、研究和战斗了近十年”,铸就“北大的红色基因与光荣传统”②。特雷斯科特强调,李大钊是20世纪20年代北大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③。欲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必须关注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国内对李大钊经济思想的研究多聚焦于其经济思想转变、吸收与应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与展望。有学者阐述李大钊早期经济思想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④,更多的人则关注李大钊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吸收与应用⑤,或关注李大钊社会主义经济思想⑥、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后的经济思想⑦。有学者探究李大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并关注李大钊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贡献⑧。

      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李大钊经济思想的重要方面,但学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尚不够集中和深入。作为北京大学的教育工作者,李大钊利用各种方式向青年学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由此播下种子。无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还是就近代经济学科发展而言,这一历史细节极为关键。毕竟当时国内高校对标欧美主流经济学,并未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给予足够重视。本文将以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为背景,呈现李大钊向青年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图景及其影响,阐发他对近代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贡献。

      二、李大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历

      李大钊并非一开始就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革命实践中,李大钊结合理论知识、社会实践和人生经历,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一)李大钊的留日学习

      1906年,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堂学习西学;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三年后转入正科,曾修“经济原论”“应用经济”“财政学”“中外通商史”等⑨;1913年夏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本科。同年底⑩,李大钊受孙洪伊等资助赴早稻田大学大学部政治经济科,“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11)。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进一步学习经济学,曾选修天野为之的“应用经济学(经济学)”、亚泽昌贞的“经济学原理(财政学)”、伊藤重治郎的“经济评论(原著研究)”等课程,而讲授“都市问题”与“社会政策”课程的安部矶雄对李大钊曾产生重要影响。1920年6月李大钊转赠北大图书馆的杂志有1914年刊登安部矶雄《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的《六合杂志》(12),可见他在留学期间已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他提过,“在东京我从安部矶雄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那里并没有受到那种程度的影响”(13)。李大钊是1915年9月才选修大山郁夫的“政治学史”,年底便辍学回国,大山郁夫对其影响自然较小。由于李大钊推崇托尔斯泰(14),而安部矶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与托尔斯泰精神相近,这或许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奠定基础。亦有说法称河上肇对李大钊产生影响(15),目前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当时日本学界对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审慎反思之风,必然影响到了李大钊的学术思考。

      1916年初,李大钊回国参与反袁斗争,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由将其开除。李大钊返回东京后,专注于《民彝》编辑工作。不久后他再次回国,参与创办《晨钟报》,投身社会革命。李大钊思想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

      1917年底,李大钊好友章士钊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向蔡元培举荐李大钊。李大钊于1918年初受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李大钊的人生追求。(16)中国社会乱象使他意识到资本主义困境,十月革命则提供了崭新希望。1918年夏,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断言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17)。此外,《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明确表达“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18)。李大钊当时接触不少马克思主义材料,譬如《Bolshevism的胜利》转引托洛茨基(Trosky)的《Bolsheviki与世界平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转引河上肇的研究。《可怜之人力车夫》(1917)、《劳工教育问题》(1919)、《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1919)等文章则可见李大钊关注劳工劳农问题。李大钊极可能从十月革命获得启示,并转而坚定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说。

      此外,李大钊常与在北京的苏俄人士往来(19),其中包括柏烈伟(C.A.ПoЛeBoй)。柏烈伟曾兼任北大俄文教员(20),与不少北大人有往来。经柏烈伟牵线搭桥,1920年春,李大钊与苏俄使者维金斯基联系(21)。此后,苏俄派遣马林、李克诺斯基、加拉罕、越飞前往北京与李大钊接洽,希望通过他与中国政府联系。与苏联人密切往来成为李大钊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契机。

      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相互成就。一方面,北大作为思想文化重镇,十月革命信息能迅速传达,为李大钊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机会。另一方面,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中坚人物,“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22)。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始在北大乃至国内传播。

      三、乘议论之风: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之始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23)。北大“供给舆论”的风气对李大钊而言极为契合。报刊、社团、公开讲演与讨论会成为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平台。由于李大钊受聘于图书馆,常接触关注社会主义的青年。当时他和同学们在主任室外间举行小型讨论会。五四运动前后,讨论亦未中断(24)。毛泽东曾提到,1918年他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时,曾在李大钊指导下接受并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25)。李大钊在任图书馆主任时曾引入不少包括马克思经济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譬如《雇佣劳动与资本》《经济学与工团主义》。(26)当时北大学生朱务善曾于1920年春找李大钊,请求介绍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27)。受资料所限,小型讨论会细节不得而知。本部分从文章发表与报刊编辑、社团活动与公开讲演阐述其相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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