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康熙初年成书的《明夷待访录》中，有如下叙述： 二百余年，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时，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乎？① 这里所谓的金银实际上指的是白银，“白银北流，往而不返”是明末清初人士的共识。明代中期以后，为了满足北边的军事要求，从全国征收税银运往北边，这是历史事实，尽管其精确数量和流路还有待研讨。本文想进行的与其说是对白银北流这一事实的详细探讨，不如说是围绕白银北流的经济思想研究，亦即试图弄清当时官员、士人们对白银北流问题的看法。由于白银北流和银荒问题密切相关，以往较多研究都从货币史的角度来关注明末清初围绕白银北流问题的讨论。但从其他方面来看，“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也可说是财政问题，“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则是贸易和对外关系的问题，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敛天下之金银而去”属于贪污问题。明末时期，各种人物关于白银北流的讨论侧重于哪一方面？“白银北流，往而不返”是通过怎样的过程而成为明末清初人士习以为常的话语？这些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意义何在？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提出初步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款市问题与白银北流 (一)对款市的批评 在晚明时期，忧虑白银北流的言论不胜枚举，其中有不少与北边款市问题密切相关。“款市”是指讲和与互市，亦即怎样处理明朝和蒙古等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对外政策问题。在此举出若干比较典型的例子。 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了庚戌之变，俺答率领的蒙古军大举入侵，包围了北京城。俺答的目的是强迫明廷允许朝贡，以获得中国物产。这个事件震动了明朝政府，关于是否允许俺答朝贡，朝议纷纷。最终政府决定，不准许朝贡而以开马市代之。但对马市也有人提出强烈的批评意见，其论据之一在于财政问题。例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在《罢开马市以绝边患疏》中指出： 胡虏之产马有穷，中国之生财有限……以马与银数计之，每年市马约数十万匹，四五年间须得马数百万匹，每年约用银数百万两，四五年间须费银数千万两。一旦胡虏之马已尽，中国之财告乏，将安处乎！永久之计，将安在乎！② 刑部四川司主事董传策则把北边军费问题和对内阁首辅严嵩的批评结合了起来： 今户部所发岁不下百万，至为一切苟且之谋日不暇给，而诸将边臣尚深结[严]嵩心以求掩已之败。所请财富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数万希图内转，或以盈箱冀掩丧师。转展馈送，殆无虚日，遂令军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赡，虏至闭城，任其得利而去。③ 杨继盛指出马市费用会导致中国财富的匮乏，而董传策则指斥边臣侵吞边饷并勾结内阁当权者。这些论点为万历以后款市反对论者所承袭，但嘉靖年间的边饷问题不如万历年间严重，因此白银北流似乎还没有成为款市论争的中心议题。 嘉靖三十年，宣府、大同、宁夏开设马市，但由于俺答要求增加交易额，纠纷复发，马市仅一年余便告终。隆庆四年(1570)九月，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逃至大同附近的长城边界，投降明朝。明朝政府又开始了有关俺答封贡的讨论，并于翌年决定封贡通市，封俺答为顺义王。关于隆庆和议、俺答封贡的决策过程已经有不少研究，④在此只略看一下当时围绕款市的争论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分歧。如果明朝与蒙古讲和成立，可以节省许多战费，这一点为大多数人所承认，但关于讲和带来的互市、抚赏等措施之得失，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户科给事中宋应昌对抚赏提出如下异议： 滥赏之风既开，则各种诸酋，动称以事到边，告求赏赉，则中国之财币有限，夷虏之贪嗜无穷，将应其求，则势诚难继，不应其求，则兵端遂起……夫国家每岁出内帑数百万以充边，犹称匮乏，尚可于军饷银两动支以贿虏乎？每岁养兵亿百万以御虏，犹称单弱，尚可减撤兵卒以自弱边备乎？⑤ 当时担任宣大陕西总督的王崇古在内阁(首辅李春芳、次辅高拱，以及张居正、赵贞吉)的同意下推进和议，其关于互市、抚赏的构思如下：(1)按弘治初年的先例施行互市。“虏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项，各镇商贩以缎绢布疋锅釜等物”，在虏使进贡之后允许交易。交易期间大约以一个月为期。由官员监管市场，如发现不堪用的商品和违禁物品，便取缔交易。每场互市结束以后，监督官将“各客商发卖过货物及得获夷价银物”查明造册，并报告巡抚、总兵官。监督官对夷马商货课税，每年以所征收的税银充抚赏之用。(2)至于给与蒙古人的抚赏，除了互市的税收以及停战后省出的赏功优恤之费以外，还从各镇年例客饷中支出3000乃至5000两，买备绸缎布匹分发给蒙古人作为抚赏。⑥依照该计划，原则上政府在互市中不用支出官银，反而能征税。讲和后必需的新增费用只是每镇数千两的抚赏费而已。与停战后节省的战费相比，这些抚赏费微乎其微。因此，按该计划，边饷问题应该在和议成立后趋于解决。但与王崇古的预测相反，围绕款市的争论在隆庆和议后并未止息。 虽然“今十余年来，边无牧马，其利害可睹已”，但批评款市的官员还不在少数，正所谓“款市以来，封疆之臣谭利，文学之臣谭害”。如万历十年(1582)到十二年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余有丁即在《款虏策问》中指出，反对北边款市的势力相当强大，“虏初款市，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反对者的论据有三：“气久而不运不振，器久而不操不习”，“虏贪索无厌，而我经费有限，不与之是弃前功而为戎首，与之则无力而给之，非损内帑，则剥军膏”以及“藉口和款，纵横出入不为限，我之情形，备尝之矣”。⑦显而易见，其中第二条属于财政问题。下面所引南京监察御史孟一脉《急救时弊以崇圣德以图万世治安疏》(万历十一年十月)即反映了当时从财政角度批评北边政策的比较习以为常的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