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问题展开讨论时，产生了诸多无解之谜，根源何在？笔者研究发现，学界大多忽视了议题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特定的历史条件约束，“对标”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崛起路径，不自觉地延续西方的议题设置，从而“时代错置”等各种错置问题野蛮生长。①那么，议题设置价值何在？又该如何识别问题，设置议题呢？“中西分流”和“中日分流”议题给我们很多启发。 20世纪末期，随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出版和翻译，“中西分流”议题引起广泛关注。②随着对该议题讨论的深入展开，近年有学者对这个议题本身的价值提出商榷，并进而提出“中日分流”议题。③但遗憾的是，对“中西分流”议题的质疑和“中日分流”议题的提出，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学界多关注于对中西经济发展和中日经济发展历史进行比较，对议题设置本身熟视无睹，似乎无需讨论。 的确，回顾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历程，中国不仅没有像英国那样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而且在后发工业化道路上也大大落后于日本。但是，从议题设置角度来看，这并不妨碍进行中西比较。那么，“中西分流”议题的价值何在，其与“中日分流”议题存在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中日分流”议题的价值又何在呢？本文即对此展开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就学界曾经热议的“中西分流”和并未引起关注的“中日分流”议题展开初步探讨，囿于两个议题本身的繁复性和笔者自身的能力，本文还只是一个大胆尝试，主要目的在于，从议题设置角度，通过对“中西分流”和“中日分流”议题的比较和分析，揭示议题设置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所在，激发对议题设置本身的关注和更为广泛的讨论。设置标志性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是识别好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更是构建好中国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基础。我们期待在设置标志性议题和提炼标识性概念时，“走出西方”“走入中国”，从而真正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故事，为世界的经济学发展做出中国的独特贡献。④ 一、“中西分流”议题及其核心价值：探讨大趋势 在18世纪之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与GDP总量和人口的增长相比较，人均GDP增长不明显。18世纪以后，尽管中国GDP总量数据和人口数据在波动中表现良好，但是伴随西方人均GDP的增长，中西差距却迅速地拉大了。对二者进行比较，典型代表就是“大分流”议题。通过对欧亚大陆经济增长动力的比较和就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抽象所做的实际的历史检验，“大分流”议题的研究者认为：19世纪之前，欧洲并非十分“与众不同”，中国(可能还有亚洲的其他部分)与欧洲的经济增长轨迹并无二致，这两个地区都经历了一种相似的、被称为“斯密增长”⑤的过程，并且市场制度同样发达。⑥根据关永强的考证，在经济史领域，最早使用“斯密增长”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威廉·帕克和乔尔·莫基尔。⑦前者将西方经济发展史分为马尔萨斯增长、斯密增长和熊彼特增长三个阶段，⑧后者则根据驱动力的不同将西方经济增长分为斯密增长(市场)、索洛增长(投资)、博塞拉普增长(人口)和熊彼特增长(技术、组织革新)四种类型。⑨ 费维恺则将经济增长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粗放型增长”。这是一种随人口增加而按相同比例配置要素所带来的报酬不变的增长。第二，“斯密型增长”。这是由市场和分工引致的总量增长，它可能在一定阶段内带来人均产量的增加，但仍然有着固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边际报酬也在长期趋于递减。第三，“库兹涅茨型增长”。这是由技术和组织革新带来的增长模式，只有这种增长模式意味着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向外拓展和人均报酬的持续递增。⑩ 直观起见，我们可以用图形描述如下(详见下页图1—图3)。具体地，如果将全社会的商品抽象成两种，商品A和商品B，(11)那么，在不同的增长模式中，生产可能性边界(PPF)的移动就会展示出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模式：粗放型增长(外延式增长，Extensive Growth)，见图1。该增长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的增长，尚未到达生产可能性边界。
图1 粗放型增长 第二种模式：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见图2。该增长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和粗放型增长一样，是市场和分工带来的对资源的更充分利用，它可使经济体从原来生产可能性边界内部某一点发展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对应的平均收益是不断增加的；但在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沿着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这一时期平均收益无法继续增加，如果人口仍然继续增长，就会出现“内卷”的现象。上述第一阶段，如果反映在微观经济个体上，也就相当于一般生产者理论(图2右图)中的第Ⅰ阶段，平均产量(AP)递增；第二阶段相当于生产者理论中的第Ⅱ阶段，平均产量递减，但何时出现“内卷”，则取决于维生费水平的高低。
图2 斯密型增长
图3 库兹涅茨型增长 第三种模式：库兹涅茨型增长(Kuznetzian Growth)，见图3。该增长是因技术和制度变革而带来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向外推进。就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抽象所做的实际历史检验，“中西分流”议题的研究者之一费维恺通过生产可能性边界(PPF)的移动，清晰刻画了三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动态演进，完美展示了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过程，以及更重要的，揭示了贯穿其中的现代经济增长大趋势。而这个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过程和大趋势的刻画、展示与识别，对于当时辉煌的农业文明的代表——近代中国而言，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种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过程，实则是两种大趋势的较量，也只有在与欧洲大陆的比较中才能显现，才最具典型性。因此，这就是“中西分流”议题最核心的价值所在——和代表工业化发展趋势的欧洲比较，揭示大趋势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