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经验解析:港澳比较及国家战略的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 100083

原文出处:
港澳研究

内容提要:

“一国两制”是我国解决港澳台和平统一与优良治理问题的科学构想及宪制框架,本身构成一种科学“模式”,港澳台则各以自身的独特条件与实践经验加以适用和发展,由此形成“一国两制”的香港经验、澳门经验及有待“经验化”的台湾方案。澳门经验无论是在宪制发展,还是在经济社会融合方面,均体现出切合“一国两制”初心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良性表现和趋势。通过比较的方式总结“一国两制”澳门经验,既有助于凸显澳门经验的独特优势和进步性,也有助于香港从澳门经验中汲取养料并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2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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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7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87(2019)04-0055-10

      今年是澳门回归20周年,是“一国两制”港澳模式①更深入比较及互鉴的重要年份②,也是国家进入新时代发展的关键年份。在国家宏观战略和宪制秩序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与2018年修宪提出了面向2049年的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轨理想目标,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完整图景。③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迫切需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需要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及新发展动能。“一国两制”作为改革开放的制度杠杆,曾经战略性地支撑和引导了国家的初期现代化,如何总结这样的杠杆作用以及如何继续探索其战略价值和意义,便成为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的重大议题。

      在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历史中,“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最具活力的前沿性和杠杆性部分之一。香港、澳门作为“一国两制”的主要试验田,在改革开放40年中实现了自身与国家的“双赢发展”。2018年11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京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对港澳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独特贡献给予高度肯定,并对港澳未来发展进行了战略性规划。④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标志着“一国两制”进入大湾区时代。这为总结澳门“一国两制”经验及探索未来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国家战略框架。

      “一国两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杠杆”⑤,这一杠杆作用如何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持续作出贡献,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产生新的互动并达致共赢,是对中央管治与澳门自治的持续性提问和考验。习近平主席在对港澳的未来展望中明确提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港澳发展“四大目标”:第一,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第二,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第三,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第四,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这表明,新时代“一国两制”有了更加明确的国家理性自觉,有了通过国家战略及港澳实践推动“两制”向“一国”回溯性建构与认同的基本共识。这意味着“一国两制”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杠杆的作用将继续得到发挥,与新时代民族复兴事业继续保持同步。但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一国两制”观念与实践,对港澳社会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需要港澳社会聚焦思考如何在国家发展的新周期中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持续作出独特贡献,完成“一国两制”在其初期发展中未能充分完成的历史使命。

      一、作为初期现代化杠杆的“一国两制”

      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一国两制”的第一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港澳资本构成内地现代化与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境外资本来源,爱国爱港及爱国爱澳力量的内地投资构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初期动力;其二,香港为内地企业的上市融资与规范化治理提供技术平台与制度示范,促进了内地企业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其三,香港的管理制度,包括土地管理制度、社会管理制度、金融管理制度等,对内地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及体系化起到重要的借鉴与推动作用;其四,香港的民主治理经验,对内地的知识储备与经验锤炼是一个难得的试验田和样本区⑥;其五,港澳在内地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段内充当了国家看世界的“眼镜”,通过这样的国际化平台,有助于国家的对外交往和加强对世界的理解与沟通。

      这些杠杆性作用得到了中央高度肯定。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中指出,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独特”“重大”“不可替代”,这些修饰性的词语,折射出中央对“一国两制”长期实践的正面理解与认同,同时也包含着对港澳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之“地方性贡献”的积极评价与持续性期待。既然港澳曾经做得那么好,既然国家在“一国两制”下与港澳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现代化事业的经验如此举世瞩目,那么继续发挥好港澳的作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⑦

      “一国两制”在国家宪制决策上是高度理性化的,不是简单民族主义的产物,不是主权国家宪制原理的简单套用,也不是对外谈判妥协的结果,而是中央从国家现代化的长远战略出发作出的自主性政治决断。⑧改革开放前中央对港澳的政策被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追求即刻回归,而是在两边制度及发展取向存在重大差异的条件下维持港澳现状,留待未来条件成熟时加以解决。⑨改革开放则为港澳回归及“一国两制”的制度化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国家发展的新主题,对欧美主流市场体系的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新战略。港澳尽管与国家制度存在分别,但是在国家决定启动改革开放的特定时代条件下已经具备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中英及中葡相继完成关于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谈判,港澳回归进入倒计时,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则将“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予以法律化和制度化。其中,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受到香港经验的影响,但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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