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511(2019)06-0001-07 一、香港修例风波的背景和影响 20世纪后半叶，香港凭借其区位优势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际性大都市，成为“亚洲四条龙”之一，期间香港巨大的经济成就掩盖了其政治、社会、民生等领域的矛盾，使香港呈现出一篇繁荣景象，被誉为“东方之珠”。但随着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的加深，香港的各种矛盾开始凸显，并逐渐由经济领域延伸至政治领域。出于不同的政治诉求，香港爱国爱港团体和反对派之间展开了斗争，“依法普选”与“双普选”之间的矛盾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为了谋取政治利益，反对派先后策划了“占中事件”和“修改逃犯条例事件”。“修改逃犯条例事件”是香港反对派借助经济、社会、民生等矛盾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运动，对香港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从政治方面来看，自6月份以来，香港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活动，一些反对派和激进势力借“和平集会”之名，行“暴力抗争”之实。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正式表示修例工作已经停止，但反对派依然以“反修例”为由，继续制造事端，使暴力行为不断升级，陆续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在反对派煽动和组织下，其大批成员包围香港警察总署、立法会等政府机构，并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破坏。通过践踏管制权威，不断制造事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特别是部分“反中乱港”分子公然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在暴力活动中受外籍人士的指使，冲击中联办等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公然侮辱国旗国徽，冒犯国家和民族尊严，挑战中央政府权威和国家主权，触碰了“一国两制”法律底线。总之，本次香港非法游行集会行为，已经不是合理的和平集会，而是公然的、有组织的暴乱行为，是带有明显“颜色革命”特征的社会政治风波。 从经济方面来看，本次政治风波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外围环境变坏，加上香港社会暴力冲突持续，一场直吹香港的‘经济台风’正逐渐形成”[1]。他认为，由政治风波导致的“经济台风”已经开始让香港经济有了“严寒将至”的感觉。以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为例，数据显示，在旅游业方面，8月份到访香港的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9.6%。香港旅游业五大团体在8月12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2019年6月和7月两个月内，香港旅游从业者接待的旅游团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了73.65%，与之联系紧密的酒店业、零售业和饮食业的收入都有超过两位百分数的下跌。在贸易及物流方面，从7月末开始，香港国际机场超过一千个航班被取消。8月1日到8月21日，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和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1%和14%。如果机场运作瘫痪，与香港国际机场相关产业链上有80万人的生活将会受到直接影响[2]。商品销售方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的数据显示，8月份香港零售业的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2]。金融业方面，从周K线看，香港恒生指数从4月份到8月份下跌了超过20%，致使大量社会财富蒸发[3]。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旬，香港排名前四的房地产企业市值蒸发超过1000亿港元。依据相关数据，业界估计，自2019年6月到10月，五个月内，香港旅游、零售、餐饮及出入口贸易等领域的经济损失或高达4000亿港元。另外，该领域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截至目前，其失业率已上升至4.9%，达到2018年以来的最高值[4]。如此状况，势必影响香港经济的整体运行。事实也确是如此，在修例风波的影响下，香港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了下跌的局面。 二、香港修例风波产生的原因 此次香港修例风波主要存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原因。 (一)政治原因 1.政治制度之争是此次香港修例风波的根本原因。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回归以来，实行的是沿袭于英国殖民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在统治香港的100多年中，在香港建立了一套与之相统一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早期的总督集权管理、过渡期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及回归后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相似的三权分立制度。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进行直辖管理，在特区内部实行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相互制约和配合的行政长官负责制。但是，香港内部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对中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等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法律制度、思想文化指导思想等的不满与不信任逐渐上升，他们依据“一国两制”下的相关政策，建立各种党派，以“追求民主”为幌子，通过议员选举获得立法会席位等方式，试图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 在西方政党制度下，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们之间的不同仅体现在政策差别和管制策略上，在政治上不存在根本分歧。而香港反对派是利用中央政府赋予的自治权，希望通过所谓的“双普选”，改变《基本法》对于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规定，夺取特区政府管治权，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影响。因此，从根本上来讲，政治制度之争是此次香港政治风波的根本原因。 2.政治生态畸形是此次香港修例风波的内在原因。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方针，将香港事务完全交予特区政府，消除了香港民众对回归后道路的疑虑，获取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回归初期，恰逢亚洲金融风暴袭击，香港经济受到重创，但受益于国家的相关政策，元气得以恢复，政治局面较为平静。2003年由《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而引起的“七一游行”，成为香港政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这一事件之后，香港政治阵营中反对派与爱国爱港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双方斗争的焦点从“争取民主”转向“夺取政权”，从政治争执转向政治斗争。随着外部势力干扰的加剧和香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加深，反对派的力量不断增强，港人中“亲中”的比例逐渐降低。同时，由于内地经济发展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福利，普通民众对经济红利的诉求远高于政治诉求，从而在香港社会中形成了“极少数人代表少数人”，即极少数受外部势力操纵的反对派代表大部分不知其所为的反对派这种畸形的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