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6-0057-07 1929年初，为突破敌人的追击，毛泽东同朱德率红四军进驻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后因战事吃紧，在中共寻乌党组织负责人古柏的通报下，朱毛二人率部撤离险境。此次毛泽东在寻乌仅停留短短一日，对寻乌城仅有大略的一瞥。一年后，1930年的5月初，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再次抵达寻乌并成功占领这座县城，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府。5月中旬，红军分别在安远、寻乌、平远等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趁此机会，毛泽东在古柏的帮助下，邀请商人、贫农中农、县署办事员、曾经的小地主、秀才等不同职业不同阶级的人开了十几天的会，写成了《寻乌调查》。 寻乌地处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毛泽东十分注重它的价值，认为若将其研究透彻，则此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也能基本明了。《调查》中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都做了相当细致的记载，是至此为止毛泽东完成的最大规模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不仅关注农村中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的情况，还对寻乌的商业、手工业予以较大的篇幅分析。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这回到寻乌……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① 当时毛泽东革命工作的重心仍在农村，那么他为何“分心”去关注城市中的工商业呢？这与其时的革命形势发展及毛泽东的革命思路有密切联系。本文以《寻乌调查》为主要文本，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毛泽东写作《寻乌调查》的结构性因素，梳理寻乌市场遭遇的种种发展障碍，以透视其时中国县城的普遍困境；最后，总结红军为激活寻乌市场所采取的种种细致措施以及由此收获的经验，进而说明《寻乌调查》不仅是为解决寻乌问题所作的一次调查，更是一次为中国革命道路该怎么走提供有效解答的实地研究。在当下，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依旧为中国建设事业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 一、写作《寻乌调查》的结构性因素 1927年7月国民大革命破产后，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旗子已与军阀无异，提出应坚决地竖起红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在红旗领导之下”②。八七会议后，他拒绝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③。同年10月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创建。1928年，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的部队成功会师。在艰难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总结了如何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教训与经验。1929年，朱毛部队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1930年，连克宁都、乐安、永丰、兴国、南康、大余、南雄、信丰等县城，打通闽赣粤的边界，扩大巩固了苏区。在战斗期间，毛写下《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切实实践了波浪式的推进革命，在扩大中深入的斗争策略。 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性质，此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写道：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④ 诚如此言，在大革命结束后，在不同外国势力支持的新军阀间混战局面愈演愈烈，例如1929年和1930年便爆发了蒋桂大战与平原大战。由于军阀间不同的利益考量，使多次“会剿红军”成为单方面的“进剿”⑤；而军阀战争使得敌军部队时有调动，形成地区间军事力量的差异，红军能够“专拣软的欺”⑥。不同军阀所覆盖的势力范围所不能及之处，乃是红军根据地生长拓展的沃土，客观上为红军发展提供了便利。 1930年，由于革命的逐步推进，也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在2月26日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中认为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要求朱毛领导的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 根据时代背景与革命形势，毛泽东在进行调查时注重寻乌县城状况，至少存在以下几个结构性的因素。第一，此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工农奋斗的共产党向来需要关注城市，关心为外国列强、国内军阀势力所裹挟的中小商人的贸易和处境。第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不断扩大，毛所结交的“绿林好友”逐渐超出农村的范围。红军能上山，也能下山，身体能下山，思想也应该紧跟上。1930年初，红四军频频捷报，不仅在农村得到发展，也广泛开辟了处于县城的根据地。因此，如何处理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市情况，日渐成为一个切实的问题。第三，1930年，中共中央多次向朱毛施加压力，批评他们为兜圈子主义，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甚至指责毛泽东为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整个路线和中央全乎不同。毛泽东的路线与中央当时所提倡的路线主要矛盾在于，中央认为应该使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红军应攻打城市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毛泽东在战斗中形成了波浪式推进革命的战略思路。为明晰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也需要针对分歧，回答“城市中的各阶级是怎样作业的”“城市中市场的经济形势如何”等问题，只有厘清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思考红军在农村与城市工作间的关系，分析如何争取城市贫民、民族资产阶级，红军何时应与工人斗争汇合及如何汇合等问题。县城位于城乡交界处，研究一个县城则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