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历史沿革及逻辑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黎群笑(1982- ),女,广东东莞人,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主要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北京 102488);欧阳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倡导的“改变世界”的哲学的重要概念保证。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掌握,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程中是极为重要的,是其基本的认识论保证与重要环节。但是,通过分析毛泽东的实践思想则可以看到,“实践”概念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一开始就已确立,而是经历了由“运动”“调查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历史沿革,通过澄清这一点并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可以进一步认清毛泽东实践思想是如何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从而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融为一体,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2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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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6-0017-08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6.003

       毛泽东对实践范畴本身的探讨实际上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青年阶段、井冈山阶段和延安阶段。他在这三个阶段上,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及随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引进,分别提出了“运动”“调查研究”“社会实践”这三个重要范畴,表现了他对于实践本身的理解与概括呈现出阶段性,有一个逐渐走向成熟以及把握得更加准确的过程。

       一 青年毛泽东的“运动”范畴

       青年毛泽东寻求大本大源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如果联系他对客观宇宙规律和人生世界真谛的基本理解,不难发现支配他的思想行为选择的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观念,就是《体育之研究》中说的“动”:“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天地盖惟有动而已。”①这里的“动”,显然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最高范畴,这是天地身心的最根本最原始的本性,而且还是宇宙的目的所在。从青年毛泽东以后的思想发展来看,“动”这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观念的确立是较为根本的,他对社会、人生和知行问题的许多看法最终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有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即掌握了“大本大源”的圣贤。“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②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青年毛泽东极其肯定知对于行的决定作用,他希望借助掌握“大本大源”的圣贤之力改变中国的命运。青年毛泽东甚至认为,“心力”就是主体的精神、信念产生的力量,也就是意志。他曾以《心之力》为题,作了一篇受到杨昌济赞赏的文章。

       湖南一师毕业后,青年毛泽东积极投身于激烈的社会斗争,而随着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日益深入,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重新认识“行”的重要性。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毛泽东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现出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③“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④,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⑤。在这里,毛泽东不仅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看到了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重要性,而且还较为明确地使用“运动”范畴来表明自己对实践活动的理解。

       著名的驱张运动之后,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9月26日撰写的《“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中明确谈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⑥这里不断出现的“运动”“实际的运动”等表明,青年毛泽东开始用“运动”这个范畴来宣传他对实践活动的基本理解与态度。

       应该说,相较于青年毛泽东早期的“以理驭行”的知行思想,青年毛泽东此时提出“运动”概念是具有思想转折意义的,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行比知更重要、更根本。但是,使用“运动”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显然并不仅限于此,它在更大程度上所反映的是青年毛泽东开始尝试着用“运动”这个概念来表达他对实践问题的一种理解,因此,这里的“运动”既不能从物理意义上加以理解,也不能从单纯的活动角度来加以理解,而更应当从“实践”范畴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运动”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关于“实践”范畴早期的最为素朴的表达方式。

       1926年9月,在《农民问题丛刊》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上述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革命。”毛泽东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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