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John Service)曾说：“对所有像我一样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来说，斯诺的名字如雷贯耳。”①斯诺于1936年进入陕北苏区，是首位深入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外国记者，同时也是首位全面报道红军长征和陕北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其作品《西行漫记》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鲜活的生命力。斯诺深度游历中国体察民情疾苦，深入东南亚民族革命的一线参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以第一视角深度采访国共两党领导人、大军阀及民主人士，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真实记录者，更在中美关系转折的关节点起到桥梁的作用。斯诺的报道和著述，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亚洲欧美的重要人物和内政外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其中，尤其以斯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冷战时期和中美建交前夕的几次谈话最为影响深远。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工作是高度集中的，直接体现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②，“对外话语”是一国向外部世界阐述其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表达形式。“毛泽东对外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向外部世界阐述中国革命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外话语的传递”即毛泽东把中国实际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历史过程。本文即以斯诺对毛泽东的历次采访记录为线索，探寻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外话语传递的核心目标、主要特征和传播效果③。 一 从“个人历史”到“伟大事业”：1936年一次重大的外宣活动 恩格斯说：“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手那里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④在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对外宣传活动不仅要向外界宣传中国革命，还要应对外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评说，更在一开始就有了把自身革命与世界局势相联系的自觉意识。1936年斯诺到保安的成功采访，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中共中央打的是“有准备之仗”。斯诺前往陕北前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问题清单。之后，斯诺于1936年4、5月间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十几个问题，涉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等问题⑤。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可以回应国际上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还能把中国共产党对内政外交的看法告诉世界，广泛促进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人民的友好关系。 1936年5月初，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东征回师。在5月8日延安县交口镇太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返回瓦窑堡的途中，毛泽东接到了斯诺的问题清单。为了商量对斯诺所提问题如何答复，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进行了讨论⑥。会议的中心主题是“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当时负责报告和总结的是分管外交的毛泽东。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报告斯诺问题和准备的答复，第二阶段为与会者讨论。毛泽东在最后的发言中说，现在对国际各国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问题，我们只能说日本侵略各国，也侵犯了各国在中国的利益，关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将来根据双方利益得到解决，并尊重他的利益⑦。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进行的一次广泛、具体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讨论国际关系问题的会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对斯诺采访如此重视，从斯诺本人的记者经历和他在学生运动中的表现来看，他既是一个秉持实事求是、专业素养极高的新闻记者，也是一个对深处战乱的广大普通中国人民怀着强烈同理心的同情者，是一个报道陕北情况的理想人选。斯诺来华任职《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就广泛游历中国大江南北，目睹了战时中国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期间，他报道了“一二·九运动”，并保护被搜查的学生。早在这时，斯诺就对访问川陕苏区的友人表达过渴望去往苏区的心情⑧。1936年3月斯诺尝试西行，但最终没有到达苏区。随后经宋庆龄引荐，张学良派人护送，马海德医生陪伴，于1936年7月到达中共中央在陕北的驻地保安。7月13日傍晚，毛泽东步行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本日到达保安的斯诺，对他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并出席了14日举行的欢迎会⑨。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第一次正式谈话⑩。在这次谈话中，斯诺按照问题清单的顺序对毛泽东作了如下提问：苏维埃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总方针；苏维埃政府在国际上如何区分敌我；苏维埃政府是否会承认北京和南京政府所签订的条约；苏维埃政府是否会承认外国产权和外国投资，对它们的政策与国民政府有何区别；苏维埃政府是否允许外国人传道、办学和经商；中国对美国政府和群众目前的期望；中国对英国政府和群众目前的期望；中国苏维埃政府会不会被苏联控制；中国与各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可能性(11)。毛泽东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内容和结果，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把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详细回答了斯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侵略者，愿意同一切不反对自由、独立、平等、领土完整者建立友谊关系”(12)，“中国愿意与各国建立经济、文化的关系，也欢迎外资”(13)，“美国政府与中国绝大多数利益并不冲突，苏维埃政府愿意与美国建立反法西斯太平洋战线”，而且“与欧美国家一样，独立之后的中国与苏联也会结成联盟，不会受莫斯科控制”(14)。这次谈话的核心要义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是反对战争挑衅的民族之战，也是为了世界及国际和平的正义之战，中国期望欧美国家能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毛泽东尽可能利用时间与斯诺会面交谈。斯诺在延安期间，除了7月下旬至9月中旬去前线采访外，毛泽东几乎每天与他会面。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集中在五个问题上：7月16日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7月19日至7月22日谈内政问题；23日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9月23日谈联合战线问题；9月底至10月初谈个人生平和红军长征史(15)。毛泽东向斯诺系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历史，其中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艰苦经过和长征的曲折历程，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外系统梳理，当时延安内部正在编写的红军长征史还没有完成。在对斯诺详细描绘了红军长征的全景后，毛泽东说：“长征的胜利首先是因为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我们拥有优秀的干部和骨干领导；第三是红军战士的勇猛战斗；第四要归功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16)周恩来对斯诺说：“无论红军走到哪里，首要任务都是在群众中宣传我们的革命理念。”(17)红军对斯诺说，他们所到之处人民都称他们是“穷人的军队”。毛泽东笑言，这就够了!(18)毛泽东说：“长征的宣传作用是巨大的。云、贵、川的工农群众以前不知道红军，不知道我们的革命理念，但是长征之后他们了解了。革命的火种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被播撒，并结出丰硕的果实。”(19)这也是为什么斯诺能在《西行漫记》中总结红军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的原因(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