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5-0042-08 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从文化上看是在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乡土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因此，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培植革命文化，如何妥善地处理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文艺“民族化”的思考，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毛泽东关于革命文艺民族化的思考，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革命文艺“民族化”的缘由：动员、纠偏和重塑 “民族化”是延安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在1938年秋天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民族形式”概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在1939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提出新文化以四大口号为好，即“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②。这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化”和“民族形式”的较早论述。1939年春，柯仲平、周扬、陈伯达、艾思奇等分别发表《谈“中国气派”》《我们的态度》《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等文章，将“民族化”引入文艺领域，引起了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讨论。郭沫若、茅盾、萧三、何其芳等左翼文人都发表文章，参与讨论。讨论逐渐由延安扩散到国统区和香港，发展为抗战后文艺界最大的一次讨论，情形非常热烈，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才逐渐平息。 事实上，毛泽东在提出“民族形式”之前，就开始关注文艺界利用旧形式的问题。1937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对主任丁玲说：“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③在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毛泽东看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等戏，感到现场群众对这些戏很喜欢，指出“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④。毛泽东不仅鼓励革命文艺工作者大胆利用旧形式，还密切关注着文艺理论界关于旧形式的讨论，乃至国统区的有关讨论情况。1938年5月，他曾致信刘雪苇，说看了《七月》杂志社举办的“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记录，“很欢喜”⑤。 毛泽东没有对“民族化”下过专门定义，但从一系列相关论述不难领悟他对“民族化”的基本理解。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⑥在《反对党八股》中，他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是很好的。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应当“先办‘少许’，再去办‘化’。”⑦可见，这里的“民族化”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民族化是由少到多、逐渐发展的实践过程，即通过不断努力，达到“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民族风格；其二，民族化既是形式也是内容，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转变。尽管当时所提的口号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⑧，但毛泽东所理解的民族化首先是“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这显然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要建立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民族特性的新文化。⑨ 毛泽东提出革命文艺“民族化”，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树立民族自信心，塑造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从而扩大革命文艺动员 在抗日战争背景下，革命文艺需要与抗日相结合，这就要求其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⑩。在抗战时期，即使“演旧戏也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这便是今天时代的要求”(11)。民族形式由于其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民众喜爱，有利于民众获得与国家和民族在精神血脉上的沟通，民族性的内容则可以在思想上塑造民众的国家和民族意识，这些都是抗战所急需的。 (二)纠正五四新文艺的发展偏差 五四新文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但也存在民族化不够的缺陷。五四运动后的20年间，新文艺并没有取得对旧文艺的压倒性胜利，这种情况在农村尤其突出，即使在都市也并不乐观。周扬这样描述当时的文艺状况：“没有一本新文艺创作的销路，在小市民层中能和章回小说相匹敌。全国各大都市竟没有一处话剧场，旧戏院则数不胜数。”(12)这表明新文艺远未能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之所以如此，当然有许多外部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其“欧化”倾向，这与毛泽东所批评的理论界“言必称希腊”的现象(13)本质上是一样的。提出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如同当时艾思奇所说的，“是把新文学十几年来的发展中的非中国化的偏向的一个纠正”(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