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f Goldschmidt,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ong Dynasty,960-120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韓毅《政府治理與醫學發展——宋代醫事詔令研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 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Nathan Sivin,Health Care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Springer,2015. 韓毅《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逯銘昕《宋代傷寒學術與文獻考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引言 宋代、中國醫學史與席文(Nathan Sivin)的期待 宋代在中國醫學史中的凸顯，始於吕思勉和謝觀的論述。吕思勉認爲：“自宋以後之醫學，實由醫家以意推闡得之，其人多本治儒學，即非儒家，亦不能無囿於風氣，遂移儒者治經談道之說以施之於醫，而其紛紜不可究詰矣。”①謝觀在《中國醫學源流論》“醫學大綱”條中將魏晉至唐列爲搜葺殘缺之期，兩宋至明爲新說代興之期。②又在“唐宋學說之異”條中以術、理之别述唐宋醫學的差異。他在“鈴醫秘方”條中則稱：“中國醫術，當以唐宋爲一大界。自唐以前，醫者多守專門授受之學，其人皆草澤鈴醫之流。……其有以士大夫而好研方術，若張仲景、皇甫士安、葛稚川、陶隱居、孫真人、王燾者，代不數人耳。自宋以後，醫乃一變爲士夫之業，非儒醫不足見重於世。所謂草澤鈴醫者，其格日卑，其技亦日劣，蓋此輩大都不通文義，罕能著書，僅恃師授，無復發明。”③在吕思勉和謝觀的分析中，醫學知識的變化都被認爲與知識羣體的變化密切相關。 之後，宫下三郎將宋元時期醫學知識的變革放在了更爲廣泛的社會背景之下，看作是對當時複雜社會醫療需求的回應，包括都市的繁榮、疾疫的流行、南方人口的增加與風土病的侵襲等等。④但其他的學者卻依然關注知識羣體的變化。文樹德(Paul Unschuld)認爲中國一直都有儒者學醫，而宋代是其形成羣體的時期。⑤韓明士(Robert Hymes)則認爲在宋元時代士大夫擇醫爲業情況的出現，是中國醫者羣體地位轉變的關鍵。⑥ 在爲李約瑟(Joseph Needham)和魯桂珍(Lu Gwei-djen)編輯《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醫學卷》時，席文(Nathan Sivin)寫下了一段導言。其中一節題爲“解釋變遷”(Explaining Change)，席文强調，北宋的某個時刻是主要的轉變時刻，醫學的很多方面發生了變化，包括它在科舉中的角色，政府在醫學教育中的角色，關注的經典，醫學發明的類型，對女性和兒童疾病的特别關注，藥物貿易和經濟等。他說，這些變化爲何發生?有很多猜想，包括新儒家的影響，政府的有效控制，經濟重心南移，醫學出版的增長和女性社會環境的改變，但是特别需要一個綜合性的分析。⑦而席文也預告他正在指導郭志松(Asaf Goldschmidt)完成一篇博士論文，以實現這個綜合性的分析。 距席文的導言已有十五年，郭志松的博士論文已作爲專著出版，⑧而席文自己也完成了關於11世紀健康照護(health care)的著作。而在這十五年中，關於宋代醫學史的著作已經改寫了我們對於宋代醫學知識圖景的認識，現在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重新審視這些著作所提供的歷史知識圖景。 一 面對疾疫 在郭志松所提供的綜合性分析中，疾疫構成了北宋仁宗朝以來醫學知識變化的動因與背景。將宋代的疾疫與醫學知識的變遷聯繫，之前見於范行準的分析。但是兩者的價值判斷截然相反，因此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敍事。范行準認爲流行的疾疫是鼠疫，而宋至金元五運六氣說的盛行，無力醫治鼠疫，反而導致中古以來的經方醫學的衰敗。⑨郭志松則認爲，在北宋時期記載的疾疫有所增加，特别是1045至1060年間一波疾疫爆發，構成了北宋仁宗朝知識變化的背景。因爲當時的政府將疾疫看作對其統治重要的威脅，並把刊行醫學書籍作爲控制疾疫蔓延的重要途徑。⑩而在韓毅的研究中，他也將宋代的疾疫放到了中心的位置，他通過進一步收集不同文獻中對宋代疾疫的記載，試圖對宋代疾疫的時空性分佈做一個趨勢性的觀察。他認爲雖然不同皇帝在位時間不同，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宋仁宗和宋神宗時期是疾疫多發的時代。另外，北宋之初到神宗朝，疾疫呈現上升的趨勢，之後疾疫的爆發逐漸下降。(11) 即使都以疾疫爲背景，郭志松和韓毅所講述的故事卻逐漸出現差異。郭志松希望將他的故事深入到醫學知識運作的層面，即疾疫如何造成了這個時代醫學知識的重構。而韓毅的故事則是以疾疫的社會應對爲中心，他區别了發生疾疫的對象(人與牲畜)，疾疫發生的社會空間(諸路州縣和軍中)，應對疾疫的主體(政府、地方官吏、宗教人士、醫學家和普通民衆)。當然，這並非意味着在郭志松講述的故事中，這些主體没有角色。他同樣也關心這些主體在宋代醫學知識的演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要完成郭志松和韓毅的關於疾疫的故事，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原因”。這個原因的問題已被拆分成多個：疾疫爲什麽發生?當時的人認爲疾疫爲什麽發生?當時不同的主體對疾疫的發生原因是否有不同的看法?第一個問題依然帶着一種“客觀主義”的態度，它期待着現代的研究者可以穿越歷史發現疾疫發生的因果解釋。郭志松在這裏保持了一種模糊的態度，他認爲這個時期疾疫爆發的原因並不清楚，人口的南移、商業的擴展，以及城市化的進程都可能是相關的外在因素。(12)范家偉則提醒，公元985至1192年，約二百多年之間，爲中國五千年來第三個小冰期，寒冷的天氣變化是否是疾疫爆發的原因之一，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