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1019)10-0073-11 胡惠林教授在2017年第3期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化产业的本质——重建文化产业的认知维度》一文，在当下的文化产业发展热潮中抛出了他的“冷思考”，提出文化产业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他由产业内核出发，在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从技术、主体、制度与全球史视角辨析了文化产业的社会向度，进而指出文化产业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人与社会一切文化关系的总和”①(以下简称“文化关系总和说”)。在层层深入的分析背后，呈现的是胡惠林教授对文化生产背离文化价值现象的批判，和对文化产业回归“文化”生产、实现价值“应然”的呼唤。“文化关系总和说”的落脚点是对“文化产业”中“文化”内核的再强调，是对产业应“发展什么”的思考，但要真正解开文化产业发展“背离文化生产力”的症结，还需进一步厘清文化产业的“产业”特性与内在机制，由文化产业究竟“怎样发展”这个问题入手去解释“为什么如此发展”，又“为什么背离文化生产力”，才能在价值批判之后进一步推动价值回归的实践开展。本文希望就此做进一步的探讨，与胡文商榷。 一、物的媒介化与媒介的物化：“文化关系总和说”的当代语境 胡惠林教授在对文化产业的本质界定中一方面用“文化关系总和说”深刻反映了文化从政治、经济、日常生活乃至生态环境层面对现代社会肌理的全面侵入，另一方面却又在“泛文化产业”的批判中表达了对意识形态本体消解的担忧。但这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无法只接受其中一面而不要另外一面。“泛文化产业”现象恰恰是文化产业之所以能成为“人与社会一切文化关系总和”的一种表征。 (一)“泛文化产业”表征：文化的溃败还是胜利？ 全球范围内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内在需求的体现。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波关注，源自加入WTO后开放文化市场对“国家文化安全”②究竟有何影响的思考。但类似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我国。实际上，冷战开始后，借用文化产业发展来彰显意识形态优越性就已经是美国的国家战略。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会出资购买79幅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并为其开办国际展览。1953年，美国信息局资助了迪兹·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等爵士乐手的国际巡回演出。此前并没有资助艺术传统的美国联邦政府③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一些作品代表的恰是苏联所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多元主义，借助这样一些文化作品的流行，美国政府希望充分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引力，以此阻止其他国家投向社会主义阵营。④这种思路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成立后对现当代艺术和爵士乐的支持中也隐约可见。1990年，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软实力》一文，明确提出“软实力”概念，指出美国国际权力的形态已转变为由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和塑造国际规则、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所组成的“软实力”。这个概念后来也成为探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概念。在“二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意识形态对抗成为国家力量博弈的重要形式，而文化产品则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因此，发展文化产业就在当代国际政治环境中成为一种政策选择。 但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并不仅仅来自于政治需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谋求产业升级同样也是重要原因。将文化产业视作重要的经济部门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以欧盟为例，加世纪90年代，欧盟的文化政策发生转向，文化艺术不再仅仅被视作资助对象，而是成为一种生产因素，政策制定者日益看到文化对就业、出口和工业附加值的重要意义。与之相应，本来居于边缘地位的文化政策慢慢走向中心，其标志是欧盟委员会在1998年发布的工作报告《文化、文化产业和就业》。⑤美国对文化经济作用的关注更早，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就持续资助相关研究，分析艺术家就业以及艺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⑥内容产业作为美国重要的出口部门更是在多方面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同样，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均把文化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视作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转型需求最后均落脚于文化产业，有其重要的社会背景：“二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经济增长、闲暇时间的增加、教育的普及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⑦，孕育了大量文化需求。文化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是逐渐成为大众所需。文化需求的满足既是政治的也是资本的机会，也正是因此，文化产业本身不是目的，它作为满足社会文化需求的手段而被需要。这个意义上，“泛文化产业”表征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随着文化日益融入日常生活，对社会文化需求的满足也不再囿于传统的带有媒介性质的文化产品，而向各类器物层面拓展。“创意无所不在”是文化的日常生活表达，文化生产不再囿于纯粹的内容生产，更与现代社会中的物质生产密切相关。文化以物质产品附加价值的形态出现，如产品品牌、消费体验，文化负载于物质生产之中，成为物质生产的有机组成。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无法阻挡文化生产的“工业化”，对“泛文化产业”的忧虑也无法改变物的媒介化与媒介的物化趋势。但如果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这又何尝不是价值内核的扩张路径，是文化的胜利？ (二)物的媒介化与媒介的物化：“文化关系总和说”的当代语境 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和西莉亚·卢瑞在《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种图景：文化由上层建筑渗入物质基础领域并变得无处不在，它甚至掌控“经济基础”，“开始对经济和日常生活体验两者进行统治”⑧。斯科特·拉什和西莉亚·卢瑞所谈的“文化工业”与20世纪中期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论述的“文化工业”在内涵上已经有所不同。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论述中，“文化工业”的对象“属于上层建筑”，“表现在表征层面”⑨，而斯科特·拉什和西莉亚·卢瑞谈论的“全球文化工业”已推动表征层面的文化对象下沉，它同时还带来物质基础中文化对象的“上升”，使二者共同存在于中间地带即“媒介环境”中，由此，载有“意向”的“物质”生产成为“全球文化工业”的核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