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诞生：晚明中国与西方近代个人之潮的殊异性蠡测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9)10-0160-07

      占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以对“仁”的追求为己任，表现出重“属性化自我”而轻“个体性自我”的文化特征。但是至于颓废的晚明时期，由于“白银资本化”的商品经济、异化的政治生态以及压抑的科举文化等合力的作用，唯美—颓废审美风格所代表的文人文化，以身—物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的身体美感不断地突破程朱儒家以“我们”优先的伦理秩序，推动着晚明社会风格的商业化以及商标社会的形成。这有别于西方近代作为启蒙结果的个人主义思潮，显现出中国审美文化自身个性解放的光芒。

      一、个性解放与个人主义：晚明中国与西方近代的个人言说

      作为西方近现代文化核心思想的“个性”(Individualitt，individuality)、“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本是一组“家族相似”的概念。从词源考古学的角度而言，“个性”(individuality)的根词individual源自中世纪的拉丁语individualis，该词又可以远溯至6世纪的拉丁语individuus，individuus，用来翻译希腊语词atomos，意为不可分割的(indivisible)。①“个性”的近现代含义与此并不相同，其强调的是个体自我的独特性。海因里希·施密特(Heinrich Schmidt)的《哲学辞典》认为，所谓“个性”即是一种“包含性格和特征在内的特性，借由此种整体的特性，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个体”②。狄尔泰亦认为人的个性是指自由的个体自我的独特性。③另一种说法则是将该词的发明权归属于法国天主教复旧派思想家德·梅斯特。史蒂文·卢克斯指出，德·梅斯特在19世纪20年代业已使用“个人主义”一词来说明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的混乱和无序。④尽管“个人主义”一词有肯定、否定两种意义上的语词来源，但是由于启蒙运动的广泛影响以及美国民主实践的正面价值，卢克斯强调托克维尔使“个人主义”在法国产生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的含义。⑤此后，“个人主义”思想广为播散，成为一个以重视自我个体性为中心的开放概念，关涉情感、经济、思想、政治等诸多面向。

      在中国，人们往往在英语“individuality”与汉语翻译“个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己”的跨语际交流中，想当然地认为占据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之“自我”即是“个人”之意。实际上，“个性”以及“个人主义”等语词是假道日语而输入中国的。⑥传统儒家文化中的“自我”作为一种道德的而非政治或哲学的说法，往往代表“属性化自我”，而不是“个体性自我”。儒家认为人是伦理关系中的人，只有在秩序化的伦理关系之中才能存在。于此而言，传统儒家文化的“自我”与西方近代的“个性”以及“个人主义”并不相同，“我”在儒家思想文化谱系中是被“我们”所压抑的。

      追溯中国个性及个人主义思想的历史，战国时期的杨朱及其学派已经出现此种思想的萌芽。杨朱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等“贵己”“重生”的思想重视个体性的自我，但是由于该思想具有消极避世、极端利己的缺点，遭受孟子“无君之论”的痛斥，遂长期没落。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华丽的黑暗时期”，余英时认为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是最相近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⑦魏晋士人所表现的“移情直往”，以亲密来突破传统伦理形式的个性解放精神，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代表着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个体的自觉。但是魏晋士人的个性解放常常以身体为代价，毁坏当时虚饰化的社会伦理之时，也自毁其人，颇有后现代意义上的“行为艺术”之风。更何况在现实世界中，魏晋士人的个性解放囿于彼时经济、政治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不仅未能普及于庶民阶层，而且魏晋士人自身也尚未取得个人独立的地位，往往依赖士族生活。⑧

      有别于魏晋士人的个性解放，晚明文士的个性解放作为其文人人格的审美表达酿成晚明社会思想文化场域文本过剩和文类过剩的危机。一方面中晚明文士为了回应晚明出版革命所掀起的大众的文化消费热情，改写与创作大量作品，无论是小说中英雄主义的改造，举凡《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流行小说，不断模糊着小说与历史的边界；还是戏曲的改写与创新，诸如李开先改定刊刻的《改定元贤传奇》以及臧懋循编选、修订的《元曲选》等，使得元曲竟成为晚明文士的发明；抑或是诗歌领域复古派的风行以及大量的诗歌创作，18世纪编纂的《全唐诗》收录4万余首诗，而《全明诗》至少收录40多万首诗，如是种种的改写与创作造成晚明文化领域的文本过剩，诚如黄宗羲在编纂《明文海》《明文案》后所说：“试观三百年来，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数卷，多者至于百卷，其间岂无一二情至之语，而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堆积几案，何人发视？即视之，而陈言一律，旋复弃去，向使涤其雷同，至情孤露，不异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兹选，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火，不为过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为之慨然！”⑨另一方面中晚明文士进行了各种文类实验，诸如小说、小品、民歌等文类的大量生产，以至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不足以囊括此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⑩文本过剩和文类过剩表征着中晚明社会的文化过剩，此种过剩文化作为晚明颓废的社会政治图景的反映，造成人的感官的敏感化，从而表现出一种精致化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风格或具有精细化特征，或因沟通人的各种感官而复用多种审美形式，显现出间性化特征，表现出晚明文士的审美个性。相较于魏晋贵族阶层，晚明个性解放的主体为中下层文士，其业已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取得独立，个性解放的范围更广；晚明唯美一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为阳明学及其后学，以觉民行道为己任的阳明学与富有贵族气质的魏晋玄学相比，其借助晚明经济力量的支撑以及媒介机制，形成普遍性的个性解放之潮；晚明个性解放释放的主要是自然情欲，此种“形而放之情”与魏晋士人的“形而上之情”相比，个性解放更具实践性。要之，晚明颓废审美风格所表现的个性解放依托晚明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成为晚明社会普遍性的审美风格，进而显现出中国现代性的曙光。纵使如此，晚明个性解放仍未形成“主义”式的言说，更多的是一种个性解放的精神或者个性解放的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