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8-07-13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12-0098-11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19.12.012 引用格式：史建成.北美环境美学的起源与启示[J].旅游学刊，2019，34(12)：98-108.[SHI Jiancheng.The origin and enlightenment of North America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J].Tourism Tribune,2019,34(12):98-108.] 关于环境美学的起源，学界往往将其追溯至英国学者Ronald Hepburn于1966年发表的《当代美学与对自然美的忽视》①。但事实上，环境美学概念的真正提出者是加拿大学者Allen Carlson②。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北美，这一学科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与话语体系。北美环境美学成为这一时代潮流的引领者。从根源来说，北美环境美学源于后工业时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人类需要从多学科、多向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学科意义上，美学、伦理学、建筑学、景观学、城乡规划学纷纷介入进来。向度意义上，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成为北美环境美学发展中不能分割的两个环节。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美环境美学的起源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它不仅将多学科视野融入理论探索，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构起桥梁。面对这样一种多元、多向度的理论形态，本文试图对其现实的、理论的以及价值观的起源进行研究，并从中寻得环境美学当下建构的有益启示。 1 从景观危机到视觉品质的多学科探索 环境美学起源自西方，并于20世纪末在中国发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陈望衡结识了环境美学创建者之一的Arnold Berleant，为当代视域下的环境美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在陈望衡看来，环境美学应属于“应用科学”③。这一观点源于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定。他认为艺术美的本体在意境，与之相对的环境美的本体在景观。因此，对环境美学的具体探讨就要从景观分出的园林、农村、城市、荒野等领域出发，这样理论就更加倾向于生活化的实践图景。陈望衡认为环境美的本质在于家园感，“居”概念④也就成为环境美学的主题。实际上，就环境美学源出的西方语境来说，“应用”品性更加明显。Berleant与芬兰的Yrjo Sepanmaa均在其专著中承认环境美学的应用美学品性。Berleant在《环境美学》序言中提到：“环境美学，某种程度上属于我的芬兰友人称作的‘应用美学’。所谓应用美学，指有意识地将美学价值和准则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贯彻到具有实际目的的活动与事物中，从衣服、汽车到船只、建筑等一系列行为”[1]。Sepanmaa在更早的《环境美学》中，具体勾勒了环境教育、环境批评以及诸多环境美学应用领域的基本框架。 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环境美学首先在理论上发端而后映射到实践⑤，而北美环境美学的崛起源自环境“视觉品质”的荒芜。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往往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环境美学家们所做的哲学总结，却相对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在北美兴起的一系列针对景观危机所做的多学科研讨。也正因为有着多学科探讨的现实基础，哲学美学的理论总结才更为急迫，理论本身也就带有了明显的应用品性。 美国“休闲与自然美总统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Recreation and Natural Beauty)早在1966年就颁布了文件《从大海到闪亮的大海》。这一文件意在保护大海景观，使之对于人们生活福祉起到促进作用。在城市与区域的规划方面，景观的审美功效也得到重视，特别是Ian McHarg于1969年出版的《设计结合自然》就是经典之作。在1972年有一批学者聚集在一起，思考美国的视觉荒芜问题，并呼吁在更广阔领域的行动，当然，这一呼吁主要还局限于地理学领域。1978年9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举办了“环境的视觉品质”的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哲学、文学、景观建筑学以及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参与了环境美学问题的讨论。会议论文集《环境美学：阐释文集》(Environmental Aesthetics：Essays in Interpretation)作为西部地理学丛书的一辑于1982年出版，这也是第一部以“环境美学”命名的著作。这一文集的出版旨在对作为一门艺术的环境美学现状提供建议性评论[2]。文集以环境的审美品质为主题，整合了多学科探讨，并且体现了北美地区环境美学如何由景观地理学向多学科交叉融合演进的过程。在此进程中，环境美学理论的早期建构带有浓厚的景观学印记。 《环境美学：阐释文集》的编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美学是同当代风景的变化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但不同于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景观荒芜，一些要素隐藏于城市以及现代化工业进程之中，这些无形力量让人难以觉察。对于环境审美的破坏，其本质与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视觉的非统一性。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现状更多的是由现代技术社会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塑造功能造成[2]。景观建筑师Christopher Tunnard与Boris Pushkarev认为“早期在紧凑的城市、乡村、荒野景观中体现的聚落形态区分性，正在被亚城市发展的无形式蔓延所冲淡，并表现出了无形式性与同质化的视觉特点”[3]。基于这样的现状，环境形貌的变化在区域与国家范围内广泛出现，并形成一种隐藏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破坏力。Barry Sadler和Allen Carlson认为“景观批评者被要求对类似于‘场所感’‘区域特点’等概念具体化的传统兴趣进行重新探索，以期确定环境语境中审美品质的特点与价值”[2]。Sadler与Carlson敏锐地觉察到景观品质问题并不仅仅涉及视觉舒适性，而且还暗含于当代的景观文化整体之中，所以从景观文化传承的断裂探索其荒芜之由更为关键。为了增强环境美学的操作性，他们认为探索景观品质问题应当发展一种融合视野，即将风景敏感性与充满模式、过程知识的符号学说结合起来。因为，如果缺失了对风景的敏感性，风景评估就有可能陷入贫乏、枯燥的数据材料堆积。但如果缺少了符号论，风景评估则有可能陷入浅薄化的境地。两位学者为环境美学的发展确立了一个整体方向，也即“一种探索、洞察力与规划、设计相关事务的结合”[2]方向。这一方向强调景观品质研究要摆脱技术操作与景观批评的分立，强调艺术、人文学科同环境科学的紧密结合。当代环境美学的发展延续了这一倡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