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叶，但百余年来，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关注重点。一般而言，20世纪前半期，自王国维至宗白华等一系列先贤们，大多将学术目光聚焦于中国历史的后半段，即魏晋以降；20世纪60-80年代后，先秦两汉美学研究得到了巨大补充。如宗白华1963年所讲：“过去对于美学史的研究，往往就从这个时代(魏晋)开始，而对于先秦和汉代的美学几乎很少接触。”①在他看来，“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到汉代，这一漫长的时间内，的确存在过丰富的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有着不同于六朝以后的特点……美学史的研究可以从六朝再往上推，以弥补美学史研究中这一段重要的空白”。②宗白华60年代初对于《易经》、《考工记》的研究，以及对先秦两汉艺术“镂金错采”的论断，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新时期以来，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评述》、蒋孔阳关于先秦音乐美学的系列研究，尤其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先后问世，不仅将宗白华所讲的美学上古史“空白”有效地补充了出来，而且使中国美学史获得了通史形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成就在先秦而不在两汉，人们更多将两汉视为夹在先秦和魏晋两大美学高峰之间的过渡环节。如叶朗所讲：“汉代美学是先秦美学和魏晋南北朝美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③这种定位，使汉代美学研究长期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④ 新时期以来，中国汉代美学研究长期效绩不彰，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建基于现代启蒙史观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更多关注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这和汉代美学总体上服务于大一统帝国建构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二是汉代美学思想大多混融于其宇宙论、生死观和政治观念中，相关史料在美学和非美学之间往往难以做出清晰区隔。但是近20年来，当代美学中重建美学与文化、艺术与生活、审美无利害与利害关系的努力，以及相关的制度美学和艺术制度史研究，为重建汉代美学的理论论述提供了重大契机。在新的学术视域内，汉代美学的非启蒙特性以及与天地宇宙、生死、政治、文化等观念相混融的特性，反而为建构一种更趋饱满和开放的美学史确立了新起点。正是因此，近年来，学界关于汉代身体、制度、文化美学研究的成果层见叠出，充满活力。本文关于两汉至魏晋时期中国美学从宗经向尚艺转进的讨论，则是试图抓住当时儒家美学的经、艺、文等核心问题，为认识这一时代美学观念的递变理出一个可靠且具有主导性的线索。 一、文、经、艺释义 汉代美学研究涉及黄老、儒家以及道教、佛教诸环节，但构成其主干的仍然是儒家。这是因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始，⑤儒家一直是汉代的官方哲学，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专就儒家而论，尚文是其基本特点，那么什么是文？按《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⑥这里的“文”是指人对自然事物的人工仿像形式，并进而指代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又按刘熙《释名》：“文，文也，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⑦这里的“众彩”到“锦绣”，指代自然之文向人工之文的生成，具有使自然界的“众彩”进一步秩序化、精粹化的意思。“众字”到“辞义”则逐步由文字的象形过渡到意义的包蕴问题。这中间，“众字”与“锦绣”相比，明显更抽象、更符号化，但也正因为它的抽象性和符号性而逼近并呈现意义。由此，在中国社会早期，围绕“文”就形成了一个意指的圈层，即从自然之文(“众彩”)、人工之文(“锦绣”)、符号之文(“众字”)到意义之文(“辞义”)。其中，语言性的辞义是核心，但它也以意义的多元表达形成了对一切人类符号创造、人工制作乃至自然经验的整体涵摄。换言之，“文”这一概念，就其表意的广度而言，代表了人对自然的一切重构和再造活动，涉及自然的感官化、人工化、符号化和语义化，人的边界在此构成了文的边界；就其表意的直接性而言，则是指人最终以语言或文字方式传达的人生经验和自然经验，并以图文书籍等形式使其物化。 儒家尚文，更兼宗经。那么什么是“经”？按《说文》：“经，织，从丝也。”段注：“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⑧这里将“经”与中国社会早期的织布工艺联系在了一起，指织机上具有轴线性质的纵线，与穿梭于其间的横线(“纬”)相区别。刘熙《释名》云：“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⑨“径，经也，人所经由也。”⑩这是通过“经”与“径”的互训，以经隐喻道路，它因无所不通而获得普遍价值。《释名》又讲：“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11)这是在对道路进行经(南北)纬(东西)之分后，突出了“经”的主干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释名》对“经”的解释出现在其中《释典艺》一篇，在该篇中，作者首先列举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古圣王的文献创制，然后释“经”，再然后依序解释人间性的图、谶、易、礼、仪、传、记……这显然赋予了“经”上达圣王之道、下启人间事务的双重价值。或者说，经作为道路所昭示的纵贯天道人事的普遍性，使其既是工具又是本体，既是媒介又是目的，既通达真理又成为真理的具象形式。《白虎通·德论·五常》云：“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12)这里的“常”，正是在讲“经”代表了天人两界的常道、常理和常法，具有普遍有效且永恒不变的性质。当然，也正是因为经具有这种性质，它就进而成为人理解世界和处理人间事务的主导原则，在诸种知识中居于主干地位。对于儒家而言，他们认为五经代表了五常之道，这些具体化的经典也就成了人间至理的强化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