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思想和批评上，美学及其学科的发生与构建，是一个具有历史转型性的标志性特点，因为牵动了中国人文学术多向度和多层面的变革，触动了中国传统文论乃至思想的深层结构，新的观念体系、知识谱系和话语系统在一种跨文化语境中破茧而出，构成了对于文艺现象的新的理解和阐释。美学的生发和崛起，就是其中一种显著的文化建构，因为它不仅是中国文化大转型和大变革时代的产物，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融通的契机息息相关，而且其在生发过程中所经历的历史遭遇、思想洗礼以及各种充满欣喜、怀疑、困惑的文化故事，已经深深嵌入中国文学理论意识乃至文化意识形态之中，美学不仅作为一种既定的文学理论基础和范式，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感知和理解方式存在——而这一切都与20世纪初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化意识的相遇有关，其中美及其美学话语中所出现的“误译”和“误释”，当是一种普遍的学术现象，它们从一个特殊的维度反映了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境遇，以及中国化在美学生发和建构中的种种表现，从一种隐蔽的层面揭示了中国美学的历史延续与特点。 一、“美丽的误译”：“倒译”和“转译”中“美”之重生 美与美学不同。它们相关，但是具有不同功能和含义。前者人类自古就有，尽管各个不同地域民族表达话语词汇有别；后者则是一种人文建构，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且由于地域文化传统不同和语境不同，呈现出不同范畴和形态。中国不是美学理论和学科的原发地，这是中国有别于西方的地方。在中国悠远的文论史上，美的观念古就有之，但是一直未形成具有形而上意义的范畴和体系——这也许因为自刘勰之后，中国人对于美之终极意味的追寻一度中断，沉浸于对于具体艺术作品和现象的品味和欣赏之中。这种情景到了19世纪未有所改观，由于西方科学、哲学和艺术学科理论的传入，关于艺术本体问题的追问和探讨也应运而生，为传统的“美”之观念插上了哲学思辨和理论思维的翅膀，使之进入了中国美学理论建构的时代。 所以，中国美学的生发和建构，从一开始就与中西文化交流语境息息相关，不能不具有多元文化叠加融通的痕迹，甚至可以按照闻一多评价新诗的说法，称之为“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①，是“中西文化结婚论”的另一种典型范例。当然，美学的发生，似乎并不像闻一多心目中的新文艺那么简单：“……就该把脑筋里原有的一个旧艺术印象扫去，换上一个全新的，理想艺术底想象，这个艺术既不是西方现有艺术，更不该是中国旧有的偏枯腐朽的艺术僵尸，它乃是熔合两派精华底结晶体。”② 因为“美学”首先源自西方，经过翻译进入了中国。这里不仅充满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而且需要经历不同观念、概念和语言之间相互对接的磨合过程；不仅需要在现实观念上获得接受和认同，而且要在历史文化和传统意识中得到共鸣和应和。 关于“美学”一词的翻译，就涉及了以上所说的诸多方面的考验。就词源语义上来考察，西方的“美学”并不包含中国的“美”的含义，而中国传统意识的“美”与西方的指认也大相径庭。无疑，我们无法否认美作为一种共同意识的存在，但是作为美学理论的产生却不能一概而论。不论是希腊语中的αισθητικ
、英语中的Aesthetic，还是作为美学原意的“感性学”，与中国概念中的“美”，在意义上都相去甚远。“美”是中国人精神意识中的一个特殊概念，有其独特的来源和内涵，在语义和语用方面皆有独特表现。 “重生”(reborn)是指某种文化现象在新的语境中被激活和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的过程。就词源考究，中国“美”之观念根植于“羊大为美”的体验，是一种长久生活记忆的结晶。所谓“羊大为美”，首先出自一种美味，“甘也，从羊从大”，“羊大则美，故从大”；故“引申之凡好皆谓之美”，“故美从羊。此说从羊之意。美与善同意。美义羑皆同意”③。可见，中国古人不仅对于羊之美味记忆深刻，而且在文化意识上进行了升级和发挥，引申出善、义、祥等诸多美好意绪，形成了一个相互呼应、互动的词义丛，体现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 显然，有翻译就有误译，而误译的产生，首先来自翻译之难。按照严复的说法，翻译之难，不仅在于文意的深浅和语言文字上的差异，还在于其不同的文化源流和历史语境。由于处于同一文化传统和语境中，我们才会顺利进入文本的文化氛围之中，才会有“一举其形声，则章别源流，靡弗具焉，不独易为称而便记忆也”④的感觉，而阅读和翻译西学著作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为此严复还据自己的实践，提出过一般性的翻译宗旨：“一曰开渝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杂庞。”⑤ 在这个过程中，严复还关注到了西方翻译中国典籍之难得和不易： 又使反而观之，仲尼之述作，莫大于《易》《春秋》，今使西人欲会其微言，考其大义，则译而求之，可乎？秦汉之文辞，屈原之《离骚》，司马迁氏之《史记》，非绝作钦？今使西人欲知其悃款之诚，赏其弟诡之观，则译而求之，得乎？而西之与中何以异？且西学之难以译求者，不止此已。其名词标目，则未有其观念也；简号公式，则未有其演习也。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