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E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9)03-0001-12 主持人简介：刘国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历史事件，在它发生的当时，往往对其观察有限。多年后，当距离拉开，再回头去看，才会更深刻地感觉其影响。本栏刊出的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这个规律。姬文波的《激进与徘徊：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对西欧的首次出访及技术引进》，是对外开放政策酝酿之际，中共中央派出多个代表团出访欧洲中的一例，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西军事互动的肇始。作者用“激进与徘徊”概括这一事件，可谓点睛之笔。通过这次出访和技术引进，中国与西欧三国的合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航空工业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为中航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以此为开端，中国航空工业开始广泛与世界各国接触，对外合作打开了局面。但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当时国力贫困，资金短缺的窘境，以及在指导思想上仍难以摆脱“左”的思想束缚的烦恼。杨茂的《曲折的平衡：美国里根政府售台FX战机决策》和忻怿的《中美在导弹技术扩散问题上的矛盾与协调(1986-1994)》，则分别以军事问题透视中美关系。里根政府售台FX战机问题，体现了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态度，对中美建交后美台关系新模式具有重要影响。杨茂利用里根总统图书馆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探究了FX战机问题决策过程，厘清了里根政府在美台军售问题上的决策机制，使人们对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台关系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忻怿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导弹军控是1980年代后半期至199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在1989年前，美国出于“联华制苏”战略需要，对华导弹军控比较温和，中方也同关方达成初步谅解。1989年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对华导弹军控政策保守性与进攻性加强。尽管双方有所协调，但在导弹军控问题上的深层次矛盾并未消弭。导弹军控议题从侧面反映出冷战结束前后，中美关系由制苏伙伴关系向大国竞合关系的微妙转变。 上述研究，宏观上皆属改革开放史研究。笔者一直以为，改革开放史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就相比，没有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究其原因，既有学风问题，也有方法论问题，前者的因素更多一些。很多成果常常满足于理论概括，以至于均质化明显，结构类似，结论相同，创新指数和文化积累率都不高。真正的历史研究，要从弄懂弄通基本线索入手，从有疑处出发，寻求史料，解读史实，梳理后形成认识，达到不疑的境界。历史学是门冷学问，不像理论，什么时髦搞什么，是要坐得住才行。本栏发表的3篇文章在这方面值得赞许，作者依据充分的史料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点，相信读者自有体验。 1978年11月2日至12月23日，三机部部长吕东率领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考察了西欧3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的45家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这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以来对西方发达国家航空业首次正式系统性的考察，对航空工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①通过这次考察，中国政府探索了与西欧3国开展军事航空合作的方法和途径，确定了航空工业具体的技术引进项目，促进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对于这个重要历史事件以及随后展开的军事航空技术方面的对外合作，目前仅在若干传记书籍和记叙性的文章中有所涉及，②而研究性的论文并不多见。本文将散见于回忆传记与文章著述中的相关资料加以搜集和梳理，对该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先进军事技术的经验与教训，以期丰富中国军事航空工业发展史的学术研究。 一、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出访西欧三国的背景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基本建成了门类齐全的科研生产体系，并开始了从仿制走向自行研制的新阶段。③至1977年年底，航空工业已拥有部属企业113个，事业单位99个，职工41.2万多人，固定资产42.7356亿元。④虽然在体量上中国的航空工业已初具规模，但是，在技术水平方面，中国航空工业却至少落后西方20年。⑤其原因除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基础比较薄弱之外，最主要因素就是长时间的闭关锁国。国防工业，特别是航空工业，集中了许多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要有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实现，但是这种交流在“文革”中基本被中断了。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世界航空技术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恰恰在这个时期，动乱使航空工业丧失了一次发展的机遇，把已经缩小了的技术差距又拉大了。⑦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航空工业形成了科研落后、产品更新换代缓慢的被动局面，使空军的主力航空装备“青黄不接”。中国航空工业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⑧ 此时，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日益加剧。特别是在空中力量上，实力对比更加悬殊。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1300多架战斗机，由于机种新型化，能力不断加强。⑨米格-23等第二代战斗机已成为苏联前线的主力作战机种，并出售给越南等国，在当时中苏、中越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无疑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⑩特别是苏联新装备的苏-24战斗轰炸机和图-22M“逆火”式中型战略轰炸机，航程远、载弹量大、突防能力强，更是对中国腹地构成巨大威胁。而中国空军当时装备的主力战机仍然是歼6(仿制米格-19)，以及少量歼7(引进、仿制米格-21)。这两型战机都属于苏联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空军在无现代化战斗机可用的窘境中，不得不提出“歼6万岁”的口号，急切要求装备能够全天候作战的新型飞机。而正在研制的歼-7Ⅲ(歼7大改)和歼8(11)两型战机，作战性能明显低于米格-23飞机。不能满足空军的需求。(12)由611所负责的歼9的研制工作始终停留在设计阶段，最终以下马告终。(13)实际上，歼9到了后期也仍然没有脱离第二代的技术范畴，已经落后了。(14)601所负责研制的歼6后继机——歼13的情况也大体类似。由于“文革”的影响，设计人员信息闭塞，思想观念落后，歼13的机载设备还不如国外20世纪60年代的战斗机。(15)整整酝酿10年之久，总体方案都定不下来，不得不停止研制。(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