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9)05-0057-14 抗战时期，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美国援华会、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等多个国际民间组织为抗日根据地提供过医疗援助①，其中贡献最突出的为1937年12月成立的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和1938年6月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②。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多为同情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人士。近年来，20世纪30～40年代国际民间组织对华医疗援助问题逐渐引起国际史学界的关注。斯图尔特夫妇(Roderick Stewart and Sharon Stewart，2011)③依据加拿大、西班牙、中国等地的原始档案文献与口述材料，详细梳理了白求恩(Norman Bethune)的生平活动。韦瑟比(Aelwen D.Wetherby，2017)④考察了1936～1949年美国民间组织及个人对西班牙和中国的医疗救助。马姆洛克(Robert Mamlok，M.D.，2018)⑤探讨了1937～1945年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活动及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以上三项研究皆论及保盟与美国援华会，但未展开论述保盟与美国援华会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援助的具体过程。国内方面，学界甚少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对中共与保盟、美国援华会的互动关系问题进行研究⑥。基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档案中的美国援华会档案(INDUSCO Inc.Records，China Aid Council)、密苏里大学埃德加·斯诺档案(Edgar Parks Snow Papers)、埃默里大学菲利普·贾菲档案(Philip J.Jaffe papers)和杨百翰大学海伦·斯诺档案(Helen Foster Snow papers)等英文档案资料，本文将梳理保盟、美国援华会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医疗援助的背景，分析中共与保盟、美国援华会关于国际和平医院项目的联络经过，阐释中共与保盟、美国援华会合作模式逐渐成熟的过程。 一、保盟、美国援华会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医疗援助的背景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强调国际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⑦。此后，中共逐步扩大了争取国际援助的范围。1937年，毛泽东和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联名致函罗斯福，呼吁美国派遣医疗人员援助中国⑧。由于根据地医疗落后、物资奇缺，中共欢迎并接受国际民间组织，尤其是同情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西方左翼民间组织的医疗援助。 保盟与美国援华会存在一个共同点，即这两个组织的创建目的都是为抗日根据地募集医疗人员与物资。美国援华会的成立与美国共产党关系密切。1937年10月，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Tim Buck)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由于当时北美地区的左翼人士关注焦点仍在西班牙内战，美国共产党意识到他们急需成立一个左翼援华组织，以帮助中国尤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美国本土募捐⑨。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五十年代的调查报告，美国援华会作为美国促进和平与民主同盟(The American 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的一个分支机构于1937年12月成立⑩。美国促进和平与民主同盟，原名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American Leagu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是1933年欧洲兴起法西斯主义之际，美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左翼统一战线组织(11)。曾经访问延安的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美国促进和平与民主同盟成员小威廉·多德(William E.Dodd Jr)、左翼知识分子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及他们的美国友人为美国援华会捐赠了启动资金(12)。从书信档案可以看出，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成员冀朝鼎也在美国援华会之中(13)。此外，美国援华会作为公开活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其成员覆盖很多中美知识界人士。例如，胡适曾任美国援华会的名誉副主席，林语堂曾任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14)。 1938年1月，在美国援华会支持下，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籍护士琼·尤恩(Jean Ewen)与美国外科医生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组成加美医疗队启程前往中国。1938年2月19日，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了美国援华会派遣加美医疗队赴华的报道(15)。医疗队在抵达香港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帮助下乘飞机至武汉。在武汉停留北上期间，帕森斯决定在国统区工作。在周恩来、林伯渠的安排下，白求恩与尤恩最终于1938年3月底4月初抵达延安，并与毛泽东会面。5月，白求恩与新加入医疗队的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赴晋察冀前线工作。期间白求恩持续致信史沫特莱和美国援华会催促对根据地进行援助。6月，八路军收到了美国援华会的捐助款项。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所藏档案，6月22日，八路军野战预备医院院长曾育生在给美国援华会的收据中写道：“今收到美国援华委员会(16)捐助敝军野战预备医院美金洋一千五百元正此据。”(17)8月20日，毛泽东、李富春就收到7月资助款项向美国援华会表示感谢(18)。10月26日，李富春再次致信美国援华会致谢。李富春写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资助八路军野战预备医院的全部资金，包括9月份刚到的资金。随信附上一张单独的收据。正如我们之前的通知，八路军野战预备医院已经转移到山西前线，目前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工作秩序。一份完整的报告将在不久的将来发出。我们再次向你们转达所有受助伤员的衷心感谢，你们帮助他们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得到充分的照顾，感谢你们的援助和支持。”(19)不过，美国援华会在援助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遇到了两重困难。第一，在美国本土，援华会因援助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共产党外围组织，从而愈加遭受右翼的批评。1938年11月28日，美国援华会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回应质疑。美国援华会称，从1937年12月31日到1938年9月30日，他们百分之七十的款项用于中国救济事业(20)。为了争取美国援华会的公开活动与广泛支持，美国援华会假称他们没有直接、间接使用或给予美国共产党及其他共产党任何经费(21)。第二，中共与美国援华会联系不便，这个位于纽约的援华组织很难直接向孤岛一般的延安汇款或寄送物资。初期，美国援华会通过时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的林可胜向根据地转达物资(22)。但是随着抗战局势的愈发紧张，尤其是武汉即将沦陷之际，美国援华会通过联系武汉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转送物资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中共与美国援华会皆需要一个具有国际统战性质的中转机构来帮助开展医疗援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