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距今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百年来许多人为它“树碑立传”，其形象(包括体相和个性)已更清晰，却也依然如雾中之月，微茫而朦胧。盖五四的内容和意涵本来相当丰富，而对五四的诠释和解读也历久不衰。随着时间推移，五四的遗产被不断重估，也促成了五四形象的波动。 五四向有广狭两义，两种五四不仅运动时间长短不同，就连其象征性的口号也各异。随着时间的积累，两种五四的并用已经约定俗成。从研究者到媒体，大家都共同使用含义其实各异的概念，而不觉其间的冲突①。这反衬出一个我们可能注意不多却实际存在的事实，即五四的形象原本就不那么“一元化”，还需要继续探索②。 林同济曾提出，“每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偏重的中心现象”，亦即“时代的‘体相’(gestalt)”。明乎此，也就知晓了“那时代的意义”。五四就可说是一个自成一体、自具其相的自足时代③。不过，自具体相的五四却表现出与整个近代大趋势不同的特异性(详后)；而在整体的五四之中，还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个体(不仅是所谓组成整体的局部)④。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那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激情的时代，发生在当时的任何事情，多少都带有时代的烙印。我们需要正视五四那多元复杂而感情洋溢的时代特色，充分认识五四外在的整体特异性和内在的多歧个性，以复调的取向来研究五四的人和事。 一、五四的延续与转折 说到对五四的认识，运动究竟何以发生，就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张东荪在学生运动两年后就指出，“在五四以前，可以发生和五四相同的事件的机会不知凡几，而卒无一件”发生；“五四以后，可以继起的名义又不知凡几，而竟继起不成”⑤。他说的更多是狭义的五四，却也适合于广义的五四。 五四学生运动当年的危机并不是近代中国前所未有，何以几千人的游行就造成那么大的影响，的确需要深入分析。我的一个感觉，很可能是此前大家都太乐观了些，缺乏“出事”的思想准备所致⑥。但这只是导致学生运动的一个具体因素，此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却更多是危机感所致，方向恰恰相反。可知学生运动的前几年是一个希望与失望并存的短时段，或以物喜，或以己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百感交集，而又激情四射。 张东荪所谓有继起的名义而竟继起不成，特别适合于广义的五四。常乃惠稍后即说，《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宣言，“明白表示他们主张是拥德先生和赛先生”，把“文化运动的方向和内容都规定得更清楚了。不过可惜《新青年》以后并没有切实向这个主张去发挥，新文化运动以后也没有切实往这个方向去走”⑦。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以后还在延续，却未必是沿着此前设计的方向走。 这就提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表现的，更多是延续还是突破？史华慈(Benjamin I.Schwcartz)不止一次强调，五四不是“一座从平川上突兀拔起的山峰，而只像是一脉连绵丛山中的一座更高的山峦”。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章太炎那一代人，早年深受传统影响，“生活在中国文化的长流之中”，各种“来自西方的新元素，仍然被嵌入由19世纪中国思想的意识框架所形成的精神世界中”，他们才是近代“突破性的一代”或“转型一代”。而五四师生那一代人则是在一个新的时代推进了上一代人的突破，在他们眼里，“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已“绝然两分”⑧。 史华慈强调了两代人的延续，认为五四一代不过是推进了前人的突破。但若从他所说的西方冲击下传统对人的影响和人对传统的感受言，显然又表现出一种断裂。可见延续与断裂是并存的，深受史华慈影响的许纪霖就把1918-1919年视为两代知识分子世代交替的转折点⑨。既言交替，似乎五四一代也有自己的突破乎？ 更广义地说，两代人的差异与天下的崩散直接相关。晚清一代生于“天下”尚存之时，仍是所谓天下士，具有“澄清天下”的责任，天下和他们的身世是共存的(不仅生死与共，个人的道德完形也涵容于其中)。而五四一代则生于后天下时代，徘徊于世界与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探寻其归属而不得。他们一方面深感自己受到文化、政治、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压迫，试图从这些既抽象又具体的桎梏和羁绊之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因为天下已去，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异化，从国家到所谓“传统”，都可以质疑甚或排拒。所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传统视作“客体”，也可以向往全盘彻底的西化⑩。从这个意义言，两代人的异多于同。 历史之流永远是连续的，就像逝者如斯的流水，抽刀难断。晚清到五四，当然也是连续的。但在王汎森看来，这种连续的方式跟一般所想的大不相同，就像行进的火车，前进的动力固在，韦伯所说的“转辙器”却使火车转换前进的方向。这是一种“竹节”式的跳跃发展，仿佛火箭发射，一节节推进，每一节自成一个结构。过去的研究不免依据后见之明，抹除了那些顿挫、断裂、犹豫的痕迹，强化了思想发展为单纯延续的印象。其实，五四已有诸多方面与之前不同：晚清以来公理、公法、公例所明示或暗示的中西、古今在同一平台上的想法变了，更强调中西或东西方之间的对立；晚清那种追求一国富强的取向淡出了，不再以为中国将来也要成为像帝国主义那样的强者，而偏向于普世的人类和世界主义；政治概念的代谢，许多从传统脱胎出来的政治词汇没落了，而日系词汇大胜，以科学为主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词汇大量出现；以前分散的民主与科学渐被绑在一起，形成整体性的影响，白话文也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表述方式；基于以上不同，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其影响广及方方面面，并延伸到后来(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