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上古汉语的“将”通常被看作典型的将来时标记,如杨伯峻、徐提(1988),王力(2000),陈克炯(2004)等。[14]603,[11]230,[1]416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上古汉语的“将”既有将来时用法,又有表达情态意义的用法,如杨树达(1954)、韩峥嵘(2005)、何乐士(2006)等。[16]295-296,[3]177-178、[4]230如何处置“将”的将来时用法和情态义用法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焦点问题。目前学界对此的主要观点如下: 巫雪如(2015)认为,“将”的基本功能是表示“未来时间”,即表示“将动词所示之动作或事态定位于参照点之后”的未来义,如例(1)。“将”的其他语义,如意图义、预期义等都是由未来义在其他语境中引申而来的。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魏培泉(1982)以及Meisterernst(2004)等。[13]261-263 (1)成季之
生也,桓公使卜楚秋之父卜之。(《左传·闵公二年》) 胡敕瑞(2016)认为,将来时本身就含有情态意义:“如果说将来有某某事发生,这只是说话人的一种意愿和推测,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5]17胡文指出,例(2)中“将”和“欲”的连文并用以及文献中的异文现象,能够证实二者的语义有密切关联。[5]20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何乐士(2006)、卢烈红(2018)等。[4]230,[8]103 (2)
毁之,必重累之。(《吕氏春秋·行论》) 上述观点实际上反映了类型学对于“将来时”语义范畴看法的变化与分歧:早期观点认为将来时的主要功能是表示纯粹的将来时间定位,如Comrie(1985)认为将来时是指将情状定位于现在时刻之后的某一时间,并称之为future time reference(将来时间参照)。[21]43随着类型学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学界的观点则更倾向于认为“将来时的核心功能是意向和预测,时间参照义是将来时的隐含意义,将来时更多地属于施事指向和认识情态范畴的意义”。[19]280 以巫文、胡文为代表的两种观点在汉语实际研究中都存在可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巫文认为“将”的情态功能是由“未来时间”义引申而来,但本文在对语料进行考察后发现,上古汉语中“将”的“未来时间”义用法在使用频率上就已不占主流,何以认定它就是“将”的主要功能?又如胡文虽然认为将来时涵盖了情态义和时间参照义,但并未对二者的关系作出进一步解释。 本文认为“将来时”语义范畴是情态义和时间参照义的复合体,并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和验证将来时内部不同语义层次的互动,以加深对将来时语义范畴的认识。下面将首先梳理类型学研究中对将来时语义的论述,提出“将来时语义层次互动”的假设;然后以《左传》中的副词“将”为例对上述假设进行初步验证,在语料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将”的将来时焦点语义。 2 将来时的语义层次互动、语义焦点及其验证方法 2.1 将来时的语义层次互动及语义焦点 类型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将来时”这一语义范畴包括情态义和将来时间参照义,而情态义具体表现为意向义①和预测义:Lyons(1977)指出对将来事件的断言实际上是一种“预测(prediction)”;[25]815Bybee et al.(1994)在跨语言的考察中进一步发现“意向义(intention)”在预测义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即来源不同的词汇在通往将来时的过程中在意向义阶段发生了汇聚,意向义产生之后经过由第一人称主语到第三人称主语的推理发展为预测义,因此意向义和预测义是将来时的主要功能;[19]254,280Dahl(1985)的跨语言考察结果同样显示,将来时语义除了有将来时间参照义外还包括意向义和预测义。[22]106同时,上述研究还反映出将来时语义内部具有层次性的特点:Bybee et al.(1994)认为将来时语法语素的主要功能是表示意向义和预测义,而时间意义是“重要的隐含义”;[19]280Dahl(2000)提出了“基于意向的将来时间参照(intention-based future time reference)”和“基于预测的将来时间参照(prediction-based future time reference)”两种表述,[23]310从表述上看,作者也认为意向义和预测义都隐含着将来时间参照义。也就是说,将来时语义范畴由情态层次和时间参照层次复合而成,情态层次处于表层,时间参照层次处于底层。 至此,将来时语义范畴的内部结构已较为清晰,但将来时语法语素如何在具体语境中表现特定语义仍不清楚。本文进一步假设:将来时的情态层次和时间参照层次在具体语境中会产生互动。一般情况下表层的情态层次突显,时间参照层次被情态层次覆盖;而在特定条件下情态层次被抑制,时间参照层次就会突显出来。将来时的不同语义层次在具体语境中互动的结果即表现为其语义焦点,语义层次互动结果的整体倾向性则形成了将来时焦点语义。